8月31日，我參加了「大眾葬文化行動祭」活動，這個行動重新開啟（也可以說是解封）了疫情以來，關於生命、社會和政治的重要課題。
關於這個行動祭，可以參考活動臉書專頁「大眾葬文化行動祭」。為了紀念疫情以來死亡的八百多位國人，活動開闢了一個共創墓誌銘網頁，裡面有很多感人的文字：新冠Covid-19墓誌銘。
我參與的是8月31日晚上的座談場次，該場次主題是從蔣渭水的大眾葬紀錄片談疫情下的大眾葬，同時與談是老前輩也是我的老朋友井迎瑞教授，另外還有台大的廖咸浩教授。
指揮中心成為資訊管控的政治中心
跟今天播放的蔣渭水大眾葬紀錄片相關，從我的專業出發，這次疫情爆發以來，我感受最深的，也最遺憾的兩件事情。
第1件是疫情資訊的官方壟斷與宣傳化。第2件是死亡與染疫者的去人性化（數字化）和無感化。
讓我先說第1件。從2020年2月初第1波疫情爆發以來，政府相關部門組成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中心是控制疫情的指揮中心，但也同時成為控制疫情資訊的中心。
當然這兩者確實有關，指揮中心也確實需要對資訊的生產和流通有所掌握。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做的不只是控制疫情所需要的資訊管控，而是包括了做為「政治中心」的資訊管控。
指揮中心透過2個管道每日的即時記者會以及社群媒體的貼圖發文，控制了訊息的內容，也控制了訊息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他控制了其他資訊管道的競爭。
這造成了整體資訊環境的不健全，也危及了民主政治中，政府、媒體、民眾的適當的三角關係。
具體的狀況就是，指揮中心批評不得。媒體要批評，多問一句，就被認為是不能共患難，不能同島一命。一般人要批評，就是不共體時艱，不懂惜福。
死亡的去人性化
這就牽涉到我要講的第2件事情：關於死亡的去人性化。我剛剛說，一般人不能批評政府，因為只要你一批評，為政府講話的人的就會立刻出動，不是要跟你討論政府對或錯，而是不讓你繼續說。因為你多問多說，就是不能共體時艱。
這類論述裡面有一種很常見，就是當我們在批評政府的防疫政策有這個或那個缺點，當我們在意疫情影響的（包括死亡的）實際狀況時，他們就會說，看看全世界的數據，比一比，我們的死亡人數有多低，我們的醫療資源有多充足。比了之後，就知道，我們政府的防疫做得多好，然後結論就是，請你不要批評。
我看到這類論述的時候，首先是悲傷，繼而是憤怒。我很想回應的是，請問發表這樣看法的朋友，你是否有經歷過親人死亡？如果有，你怎麼會把死亡人數的多少，拿來當做為政府辯護或肯定台灣的資料呢？你可體會過一個親人的死去就是「全部」的失去？是「全部」，不是1，也不是2，不是200，也不是800（台灣的死亡人數），就算800比其他國家的幾萬少很多，那並不重要，因為一個人死去，對他的親友來講，就是全部。全部不是一個數字，全部是一份無法數字化的感情和尊重。
經常提出這類論述的人，包括我的學生朋友。而我擔心的尤其就是年輕人，在這些事情上，被一種莫名其妙的集體感或社群感，而失去了對生命、對真相、對民主的一些基本信念。
突破官方和大眾傳媒上的忽視、隱晦、非人性化操作
最後我要提一下關於數位媒體環境與大眾葬這個主題的關係。我覺得重新把蔣渭水的事蹟和紀錄片拿出來，是一個很好的連結點。這次的活動，也在臉書上有很努力的宣傳。但是這些操作的侷限也是很大的。
我舉個例子，我們會發現在YouTube上，就可以輕易搜尋到蔣渭水大眾葬的紀錄片，但這樣一部其實可以有很多討論面向的作品，是淹沒在網路上無數的影音文本裡，如果不是特別去搜尋，年輕人是不會去看的。就算看到了，也不一定會有把這件事情跟疫情當下的死亡與大眾問題連結起來。
以前蔣渭水時代的電影放映，都是默片，會有辯士在戲院裡幫忙解釋電影，甚至可以借此機會置入一些超越電影文本，但是對當局具有批判作用的言語。其實現在網路上的各種影像文本這麼海量，如果不被人家注意，他們也很像默片，需要有人來講解。但是這個時代的辯士，可以是知識分子，但也需要「每個人」，每個人都可以生產自己的影像，也可以解釋自己的影像，然後跟別人分享。
我們不需要每個人都變成網紅、YouTuber，但如果每個人願意把自己家裡碰到的、有社會意義的事情記錄下來，加上自己的解釋，就會保留具有批判潛力的事實材料。例如這次因為新冠肺炎死亡者的家屬或親友，可以考慮把這個過程記錄下來，儘管因為防疫考量會有很多不便，但正是這樣限制下，我們可以用各種可能的形式和媒材來記錄、保存、分享，以突破官方和大眾傳媒上的忽視、隱晦、非人性化等等操作，讓人們重新找回死亡的重量和意義。
＊本文作者為陽明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