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呈祿這種立論，不但有意捨棄六三法撤廢運動，而且又運用六三法所承認臺灣的特殊性，進而要求自治。他的這種論點，扭轉了整個運動方向的發展，半個世紀之後，楊肇嘉在〈臺灣新民報小史〉一文中這樣回憶道：「在《臺灣青年》初期，未開始臺灣議會請願以前，一般對日本殖民政策沒有深刻了解，甚至盲目地共其同化的濫調。林（呈祿）氏對理論工作最有貢獻的介紹自治，主張設立議會……把整個民族運動的方向扭轉了過來。」
在林呈祿「把整個民族運動的方向扭轉過來」的同時，朝鮮閔元植被刺事件，也強化這個方向的扭轉。閔元植保韓國國民協會領袖，為韓國親日派政治人物，向來主張日本中央政界應撤廢朝鮮總督的「制令」特別立法權（朝鮮的制令等於臺灣的律令）──此一運動和臺灣的六三法撤廢運動相同，又主張應選舉韓國代議士參加日本帝國議會──此係接受日本人的內地延長主義，但他卻於一九二○年到日本進行這些運動，提出這些要求時，在東京火車站遭人暗殺。閔元植的被刺，更加滋長留日的臺灣留學生要求臺灣自治的思想，且使「本來已不夠份量的六三法撤廢運動，益發覺得索然無味」。刊登於《臺灣青年》一首〈弔閔元植〉的詩，頗能反應這些留學生的心境：
自負維新蓋世名，誰知荊聶不同情，欲求參政身先死，功罪千秋有定評。
同化由來未可求，自除種性命不休，淒風苦雨三韓路，死後能無故國憂。
＊作者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促轉會主委，現任臺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兩個太陽的臺灣：臺灣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增訂新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