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的火炬，是由東京的臺灣留學生點燃，但點燃以後，這把火炬便在島內持續地傳遞。
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因一面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一面受到世界性民族自決浪潮的洗禮，一面又受到日本本土民本思想的薰陶，乃自覺的產生發憤之情，而臺灣現狀鮮明的殖民地政策，以及朝鮮「三一」事件的刺激，更使他們的發憤之情變而為具體行動；一九一九年末，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先後有聲應會、啟發會的組織，一九二○年一月十一日，更成立在臺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新民會。
促成新民會的靈魂人物是蔡惠如，他是當時東京臺灣留學生的真正領導者。依大學「作新民」之義，蔡惠如將新團體取名為新民會，新民會即是在他東京寓所成立，成立大會當天，一致推選蔡惠如為首任會長，他極力謙辭，推舉林獻堂代己，但由於與會會員的熱烈要求，蔡惠如應允暫代會長，一直到同年十二月林獻堂同意接任會長一職，從此可看出蔡惠如的胸襟。
幾乎清一色由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目的在「研討臺灣所有應予革新的事項，以圖謀文化的向上」，其所決定的三個行動目標之一—「為擴大宣傳主張，啟發島民並廣結同志，發行機關雜誌」—正是《臺灣青年》發行的由來。
但當時的留學生大都精神力量有餘，物質力量不足，創辦刊物所需的經費，一時便成為主要問題。同年三月，蔡惠如來到東京，他聽了林呈祿的「嘆述」以後，對於新民會創辦雜誌所需的資金，也在他離開東西前往北京時，悄悄地從身上取出一千五百元交給林呈祿說：「你們可將此款充作創刊之費，雖是發刊一、二號亦定要實行。」這「一千五百元」便成為催生《臺灣青年》的東風。
《臺灣青年》的出現，在當時不僅集合臺灣優秀青年於一爐，也成為「先覺者」在剛推動抗日運動時的主要發言園地；尤其可貴的是，從《臺灣青年》、《臺灣》一直到民眾黨成立以前的《臺灣民報》，始終維持著一貫精神：此即一面既代表著「社會之木鐸」，一面又成為絕大多數被壓迫臺灣人的「慈悲筏」。基於此種關係，從歷史觀點言，蔡惠如的一千五百元，在臺灣近代非武裝抗日運動史上，實具有深刻的意義。
議會請願運動
主要由東京臺灣留學生組成的新民會，決定的三個目標之一──「為增進臺灣同胞幸福，開始臺灣統治的改革運動」，這項目標的具體表現，便是臺灣議會請願運動。
非常有趣地，議會請願運動的主要法理依據，正是「六三」法案所持的，即臺灣的特殊性。因臺灣具有「特殊性」，議會請願運動的主張者便要求日本，應在臺灣設置民選的特別議會，以協贊臺灣的特別立法及特別預算。此項理論的主要闡釋者為林呈祿，代表作為〈六三問題之運命〉。
議會請願運動的方式，是經由「和日本中央權要結識，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藉其力量牽制總督府施政，以期緩和他們壓力。」這種方式亦即梁啟超告訴林獻堂的「最好效愛爾蘭人之抗英」的方式。
議會請願運動從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第一次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最後一次郵寄貴族院止，前後歷時十四年，經過十五次的請願。由於議會請願運動代表臺灣近代非武裝實際抗日運動的開端，在剛發動時，儘管簽署人數不多，卻頗能帶動民氣。第三次請願時，又出現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在日本帝國首都上空，空飄支持請願運動傳單的壯舉（註）。及至治警事件發生，蔣渭水等人入獄出來以後，民氣愈為激昂，其具體的例證，便是第六次請願委員回臺時受到熱烈的歡迎，以及第七次請願運動的達於高潮。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在新文協影響下，東京的部分臺灣留學生及團體，從第九次起開始反對議會請願運動，自是爾後，該項請願便以簡單的茶會，或單獨請願，甚或郵寄方式代替以前宣傳的場面。一九三四年九月，林獻堂等人更在發表〈臺灣統治意見書〉及〈請願運動停止聲明書〉後，宣告結束議會請願運動。
議會請願運動的習慣做法大致是：發動簽署──設宴壯行──上東京──遊行市區──招待各界──向帝國議會請願，這種做法雖一時頗能惹人注目，但一成不變的結果，卻也可能使運動流於形式主義，甚至走向商業化；及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已發展成為大眾運動時，這種簡單的請願方式，以及如矢內原忠雄說的：「只是每年多了一、二段（帝國議會）的速記紀錄而已」的結果，當然無法滿足已被帶動的大眾運動的要求，因之議會請願運動最後不能不自行收場，實與大勢所趨有關。不過隨著議會請願運動的發展，也喚醒臺灣同胞的政治意識與民族意識，並打破有意將臺灣造成「白色鐵幕」的總督府的封鎖，更增加參與者的「心智鍛鍊」與信心──而這些都有助於臺灣近代政治社會運動的繼續向前推展。所以，議會請願運動就現實意義而言雖然失敗，但就歷史意義而言，在臺灣近代黎明期啟蒙運動的過程上，仍有其一定程度的貢獻。
＊作者曾任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促轉會主委，現任臺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兩個太陽的臺灣：臺灣文化、政治與社會運動的狂飆年代》（增訂新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