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因韓戰爆發而命令美國第七艦隊將「臺灣海峽中立化」以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武力奪取臺灣。同時，杜魯門還宣佈「臺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杜魯門將「臺灣地位未定論」與「臺灣海峽中立化」聯結，為美方的行動提供法理根據。蔣介石與其決策高層研討後，決定默認美國在法理上對臺灣負有某種責任。外交部長葉公超於6月28日公開聲明「在對日和約未訂立前，美國政府對於臺灣之保衛，自可與中國政府共同負擔其責任。」不過，葉堅持美國的提議不影響中華民國對臺灣的主權。
1950年8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周恩來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美國侵略臺灣」的控訴，控告美國干涉中國內政，侵犯中國主權，要求安理會「制裁美國政府武裝侵略中國領土的罪行，並應立即採取措施，使美國自臺灣及其他屬於中國的領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裝侵略部隊。」 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於8月29日正式提請安理會將「關於臺灣遭受武裝侵犯的控訴」（簡稱「美國侵臺案」）列入議程。 其實，中蘇的這一舉動正中美國下懷，當時美國正在考慮如何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使其單邊的「臺灣中立化」政策得到某種聯合國的認可；美國還認為，只要聯合國正在討論臺灣問題，中共就不太可能武力進攻臺灣。因此，美國將計就計，駐聯合國代表奧斯汀立即同意安理會將「美國侵臺案」列入議程，並公開歡迎聯合國考慮和充分調查臺灣的情況。對此，葉公超曾指示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發言時強調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聯合國不應接受周恩來所提抗議。如必要且經美方同意，蔣可聲明第七艦隊保衛臺灣係中美兩方同意之緊急措施。 在8月29日會上，因多數國家支持成案，蔣廷黻雖多次發言力阻但反對無效。 議程通過後，蘇聯立刻提議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安理會參加本案討論，但該提議表決未獲通過。
8月30日，蔣介石分析本案「其議題為『美國對臺是否侵略』而非為臺灣地位問題，此於我國體雖無大傷，但俄，英皆以為臺灣問題由聯合國解決之張本，而美國艾其生（艾奇遜）亦將樂觀其成也。可痛，可憤，又增多一國恥矣。」9月1日，蔣介石自記「對於聯合國內形勢之險惡，於我前途之黑暗，英國已揭破其面具。其目的：第一，臺灣地位必欲使之國際化。第二，必欲驅逐我於聯合國之外。此二者皆將使我政府澈底毀滅，不僅不許我存於國際之林，而印度尼赫魯挾中共為俄國脅誘美國，以玩弄杜（魯門），艾（奇遜），而以中國為其犧牲，環境至此實非人力所能挽救。」 可見，蔣介石當時反對臺灣問題國際化，他正確地判斷英印企圖犧牲中華民國來討好中共，但他沒有充分理解美國也希望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以避免美國與中共為臺灣開戰。而中共為了反美的政治宣傳和爭奪聯合國代表權，主動要求聯合國討論臺灣，弄巧成拙，反而推動了臺灣問題國際化。
8月末，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關於美國侵略臺灣的申訴之後，美國國務院考慮建議安理會組成一個調查團，由全部十一個安理會理事國代表組成，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前提下調查臺灣局勢，並向安理會報告調查結果。該委員會有權在其認為必要的地方進行調查，並與任何政府當局或其認為有利於執行其任務的人士進行磋商。8月29日，美國代表向蔣廷黻解釋，這麼做是為避開有關中共代表出席安理會的問題。蔣表示，如果該委員會由全部十一個理事國組成，他會投反對票，但如果該委員會由六個非常任理事國組成，他會投棄權票。 此後，葉公超在臺北兩度向美國駐臺代辦藍欽表達反對組織調查團的意見。葉公超警告藍欽，安理會調查團如果由全部十一個代表組成，他擔心臺灣軍方可能會拒絕讓蘇俄或其他衛星國代表登陸臺灣。他說，大部分臺灣人民會將聯合國調查視為針對中華民國政府，而不是美國的侵略。駐美大使顧維鈞於8月31日先後拜訪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與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遊說美國考慮中華民國的立場。
9月2日，蔣介石召開外交問題會議，對聯合國可能派調查團來臺灣，主張使用否決權，言時悲憤激昂。 9月4日，蔣又召集外交會談，葉公超報告與美國代辦談話經過，建議對聯合國調查臺灣之態度與對策。 蔣自記「公超等以為使用否決權，將得罪於美國，更為國際所不諒解為慮。此與俄國侵略他國者使用否決權，其意完全不同。我為自衛，如其不諒，自所不恤也，乃決令公超停止赴美出席聯大也。」他還在日記中痛罵葉「可說無腦筋已極，此等人何能再任外長耶？痛憤之至！」9月5日，蔣介石讓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電告蔣廷黻，令他堅決反對調查團之議，必要時須行使否決權。但是，蔣廷黻和顧維鈞都不贊同對調查團之提議投否決票，擔心如此反召引中共列席安理會。他們建議，如美國力倡調查團，可考慮有條件地接受。 蔣介石不以為然，認為「美國如以我行使否決權，即准中共列席，則其志在引中共列席而驅逐我代表，是除非其此一政策已經決定，否則如其不願中共列席，則我行否決權，彼亦不允中共列席也。以中共能否列席聯合國機構，其權操諸美國也。」蔣介石當時對美國受英國壓力而會對中共和蘇俄妥協極其擔心，而他對美國不信任是很合理的。8月31日，杜魯門在記者會上說：「如果韓國的事情得到解決，就不需要把第七艦隊留在臺灣海峽。」 9月1日，杜魯門又在廣播中表示，希望中國人民不會被誤導或被迫與聯合國或美國人作戰。他接著說，臺灣的未來應該由國際行動和平解決，而不是由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單獨決定。他說，美國自己並不想要臺灣，而第七艦隊的使命就是要把臺灣從韓國的衝突中隔離開來。 聽了這些言論，蔣介石擔心，美國為了避免與中共開戰，妥協求和，「將為害整個世界前途，無可估量」。
9月9日晚，蔣介石召集外交會談，再次商討對調查團之應對，決策高層都認為使用否決權得罪美國不可，決定與美商討協議辦法，蔣雖勉從眾意，但於心不安，反復考慮很久。當時蔣介石剛得知，美國國務院正計畫將臺灣問題提交聯大處理。蔣逆向思考後自記「如俄國視臺灣為其傀儡中共之物，則其不願發生國際關係，或對調查臺灣案亦投否決票之可能，果爾，則我不必使用否決權矣。」至此，蔣才想通，原來美國若推動臺灣問題國際化，則中共，蘇聯也會反對。9月12日，蔣介石指示不否決安理會派調查團來臺，並決定葉公超仍將出席聯大。
經過長時間的思考，9月16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反省說「艾其生將欲以調查美國侵臺案為鍥機，使臺灣置於聯合國之保衛，一以免俄共藉口認為中國之領土而攻佔臺灣，一以減輕其美國單獨之責任，以免除其侵臺之嫌。此一陰謀於我利害參半，不如逆來順受，先杜決俄共侵臺之野心，暫為中立化之形態（但我決不正式公認），以穩定內部軍民之心理，使之安心，整補內部，求其安定進步，以至健全鞏固，而後再待機而動，一舉恢復大陸。只要臺灣事實上統治權並不動搖，則我反攻大陸之準備未完成以前，率性讓其中立化，且使其性質（國際）更為複雜，以對付俄共與英印，未始非一中策也，此時應以沉機觀變處之。」 這一段日記非常重要，蔣介石不愧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領導人，他終於認清了形勢，兩害相權取其輕，接受美國讓臺灣中立化和國際化為中策，以杜決中共侵臺之野心。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已將注意力轉為在聯合國大會提議「臺灣問題案」及相關委員會，不再推動安理會組成調查團來臺灣了。9月19日，魯斯克在華府召見顧維鈞，告訴他美國將向聯合國大會提案討論臺灣問題的長程解決方案，美國需要國際支持其目前的臺灣中立化立場以求得臺灣問題和平解決。魯斯克認為，這個問題只能通過聯合國大會。在安理會，美案面臨著蘇聯否決權的威脅。在聯合國大會可能會設立一個研究這個問題的委員會，目的是拖延決定，維持臺海目前的狀態。 同時，藍欽在臺北拜會葉公超，轉達美方預備向聯合國大會提議「臺灣問題案」。藍欽還說由安理會成立調查團的可能微乎其微，葉公超認為美方這項說法似乎在暗示蘇聯將否決調查團。 這點與蔣介石几天前的判斷相同。
1950年9月29日，安理會決議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於11月15日後，在安理會討論「美國侵臺案」時列席會議，以幫助安理會調查和審議。表決時中華民國、古巴和美國反對，時任安理會輪值主席的英國大使傑布宣布決議案以7：3通過。中華民國代表蔣廷黻宣稱自己的反對票等同行使否決權，並爭論該案屬實質問題，結果引發論戰。安理會又以 9 : 1（中華民國）否決了蔣的提案，堅持邀請中共列席辩論是程序問題，中華民國代表不能否決。 9月30日，蔣介石痛憤安理會通過中共列席辩論，自記「此乃必然之事，無足為異。但共匪將乘機施技插足國際社會之開端，使我軍民心理受了打擊，自然是俄共初步之勝利，而為奪取我代表權之張本，將使我國際地位動搖。」 蔣又罵美國與英國「妄想其為狄托（南斯拉夫總統）以出賣中國」，促成中共列席。
在安理會決議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後不久，朝鮮戰場的局勢出現了巨大的轉變。中國人民志願軍於10月末大舉進入朝鮮半島與聯合國軍作戰，中共的軍事行動使它與聯合國的對立更形尖銳。雖然安理會於11月28日起連續三天討論「美國侵臺案」，但該討論已淪為中美間口水戰，沒有實質意義。11月28日上午，美國奧斯汀長篇發言，指責中共侵略韓國，概述了美國在朝鮮和臺灣的政策，回顧了中美關係的歷史。下午，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伍修權做長時間發言，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國领土臺灣的罪行。伍修權還提交了, 由蘇聯隨後正式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控訴美國侵略臺灣」決議草案。而蔣廷黻在這三天討論中發言不多，主要強調美國協防臺灣，曾獲中華民國同意，並非侵略行為，而中共為蘇聯傀儡，不能代表中國。 1950年11月30日，安全理事會經過討論後表決，以 9 : 1（蘇聯），否決了「控美侵臺案」。除印度棄權外，另外三個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挪南也投了反對票。
韓戰爆發後，美國起初的政策只是保護臺灣不落入中共之手，並不特意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但志願軍入朝卻使蔣介石立即在政治上得到益處，難怪他在10月30日自記「本月國際對我情勢最為險惡。聯合國代表權自安理會七票贊成中共列席作証以後，我政府代表幾乎等於取消。... 直至月末，共匪參加韓戰之陰謀漸露，加之其對越，對藏皆發動攻勢，周圍樹敵，陷於自殺之境，此實多行不義必自斃之明證，若非上帝祐華滅共，豈人力所能旋轉此危局乎。」 12月31日，年末自省，蔣介石又寫「最應感謝上帝者：（一）使我臺灣豐收無缺，免除經濟之崩潰。（二）使共匪參加韓戰，自投羅網。（三）使美國仗義抗共，不放棄遠東，以轉移整個局勢也。」 其實，蔣介石最應感謝的是毛澤東，其愚蠢的反美親蘇「一邊倒」的外交路線救了蔣介石和中華民國的命。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著作《意外的國父》（八旗，2017），《冷戰中的兩面派》（有鹿，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