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生者，我們應予以尊重；面對死者，我們應還以真相。—伏爾泰（Voltaire）
《世界報》並不是唯一一家以性別歧視、貶抑語調與錯誤說法將波娃的死訊公諸於世（並為其在世的一生定下輿論基調）的媒體。全球各大報的訃聞和文學評論都顯示，就連在死亡上，波娃仍得跟在沙特身後，盡職地待在她該待的位置：第二性的位置。沙特過世時，有些新聞文章壓根沒提到波娃，但波娃過世時，每一篇新聞都提到了沙特—有的以大幅版面詳述關於沙特的事，並以小到荒謬的篇幅匆匆帶過波娃的著作。
《泰唔士報》稱沙特是「她的導師」，說當年還在讀哲學的波娃「名義上是布蘭希維克的學生，但實際在課業上幫助她的卻是兩個曾與她發生關係的學生：先是荷內．馬厄，然後是沙特」。實情則是—波娃確實是布蘭希維克的學生；她在哲學上的成就與那兩名男性無關；她是在國考口試前曾幫助馬厄和沙特溫習萊布尼茲理論的那個人；她對於沙特大多的著作都曾提出批判性的意見。
《紐約時報》說，「沙特鼓勵她往文學方面發展，而波娃也十分感激沙特催促她探討女性所受的壓迫，使她進而寫出憤怒控訴女性處境的『Le Seconde Sexe』」。沙特確實鼓勵她往文學發展，而她確實也無比珍惜這位「在思想上無人可比的摯友」。但《第二性》的正確法文書名其實是「Le Deuxième Sexe」，而且波娃在開始寫作之前早已花上多年的時間建構自己的哲學、分析女性所受的壓迫。《華盛頓郵報》沒把書名寫錯，但他們替波娃安上的名號有沙特的「護士」、沙特的「傳記作者」、沙特身邊的「善妒女人」。
有些人可能會以為文學評論專文會好一點，但這些文章同樣令人失望。一九八六年的《世界文學人物事典年鑑》（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Yearbook）中有一篇長達十一頁的「西蒙．德．波娃」專文，但內容有一半在寫沙特的生平。在這篇文章的敘述當中，似乎只有沙特具有能動性（Agency）—他讓波娃感到在智識上被超越，並啟發波娃寫出《第二性》。
《兩個世界雜誌》（Revue des Deux Mondes）裡的文章提到：「即便在死亡一事上，兩人仍有高低之別：她位居第二，在沙特之後」。「西蒙是個女人，所以她崇拜著她所愛的男人」。她成了沙特的書迷，一個沒有想像力的空洞容器：「她就跟她的墨水瓶一樣缺乏想像力」。而她的罪行不止於此。波娃藉由自己在「小家族」裡扮演的角色，限制、削弱了偉人沙特的力量：「如果沒有兩人周遭這堵日漸增厚、無法穿透的牆，如果沒有這番細心貫徹的復仇行動，沙特的人生不會是這樣。」
波娃寫給沙特的信件集在一九九一年被譯成英文出版。在這些信件中，波娃自述了與碧昂卡及娜塔莉之間的性事。此書出版時，人們說她是「善報復、愛操縱的女人」，「與其說是道德可議，不如說是令人乏味、自我中心」。當時，克勞德．朗茲曼反對出版這些信件。他說年輕的波娃和沙特在寫這些信時「既高傲又愛競爭」：
雖然波娃有時候對親近的友人評價不高，但她也完全無法忍受自己傷害朋友：我從未聽說過她失約於人—無論對方是母親、妹妹、她同意見面的任何閒雜人等，或很久以前認識的、曾與她共享舊日時光的學生。
朗茲曼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波娃的言詞很傷人。在迪德莉．貝爾於傳記中揭露碧昂卡．朗布蘭的身分之後，碧昂卡寫了一本自己的自傳《不倫之戀》（A Disgraceful Affair），指控波娃一輩子都在說謊。她說，波娃「往日的虛偽成了她自身的囚牢」。
可是，我們不能將波娃的人生化約為其中最糟糕的片刻，那些是死去的自我所作成的木乃伊，是她深感後悔的片段。她確實可能受困於她的過往，但困住她的還有社會的偏見。她的人生讓我們看見社會如何以雙重標準將女人囚禁於「女性境況」之中，特別是這個社會如何懲罰那些膽敢說出自身視角所看見的事物真貌的女性—那些膽敢成為「注視他人之眼」並看穿男性之不足的女人。
無論是在哲學論述、政治立場或私人事務上，沙特都沒能逃過波娃的批判。她發現了他的盲點，並公開指出其中的一部分。但即便如此，她仍選擇繼續愛他。
波娃被安葬在蒙帕納斯公墓，就在沙特的身旁。下葬時，她戴著紅色頭巾，穿著紅色浴袍，戴著艾格林送她的戒指。美國、澳洲、希臘與西班牙的大學，蒙帕納斯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Montparnasse），世界各地的團體都向她致上敬意。葬禮上，群眾齊聲喊 著女性主義者伊麗莎白‧巴丹德（Elisabeth Badinter）的名言：「女人！妳虧欠她甚多！」
人們也許出於悲傷而有所誇飾，但波娃確實很早便承認她的言論讓某些女性「感到不悅」。波娃過世後的幾天，最後一本由波娃寫序的書《米盧德》（Mihloud）出版了。這是一篇兩個男人之間的愛情故事，深究了性與權力的問題。就像波娃推薦的其他小說一樣，這本小說所訴說的是一些不好公開講的故事：納粹大屠殺、遭到性侵與虐待的阿爾及利亞婦女、女性主義的奮鬥、才華洋溢的女同志—人類社會的這些面向是許多人難以直視的。
在她過世時，波娃作為公眾人物的生涯已長達四十年—有人愛她，有人恨她；有人奉她為偶像，有人出言詆毀她。由那時起，人們持續以她與沙特的著名戀情與早年生活作為材料，採取訴諸性別的態度，抨擊她道德有問題，貶低她在著作中所提出的哲學、政治與私人領域中的問題—尤其針對《第二性》。波娃曾主張，如果男人想成為有道德的人，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行為協助打造出一個令他人蒙受壓迫的處境，並改善此事。她也曾向女性提出挑戰—別再順從地活在「女人只能為男人而活」的迷思之中。如果一個人曾遭到外界無情的拒斥，她的生命便難以強健興旺。
波娃的內在面向從未將自己視為「偶像」。她在與史瓦茲的訪談中說：「我在其他人眼裡是西蒙．德．波娃，但在我自己眼裡不是。」她知道女性渴望找到可供仿效的正面典範，也經常有女性問她，為什麼她的小說裡沒有更多正面的角色，而是充斥著與她所提出的女性主義願景不符的女性角色。有些讀者說她們在書中角色身上看到波娃本人的影子，並納悶著這些角色之所以沒能活出女性主義的理想生活，是不是因為波娃本人在這方面也失敗了？
波娃回答道，她覺得正面的角色「很可怕」，而以正面角色作為主角的書則相當無趣。她說，每本小說「都是一個問題意識」，她的人生也是：
「我過往的人生經歷是一個問題意識，我不必提出解答，人們也沒有權利要我提供答案。正是這件事使我偶爾會對公眾人物的身分—亦即人們對我的關注—感到困擾。我覺得這當中有種苛求之意是有點愚蠢的，它彷彿將我完全禁錮在名為女性主義的水泥塊中。」
＊作者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宗教，哲學與文化」講座之講師。《沙特與神學》（Sartre and Theology）、《沙特論罪惡》（Sartre on Sin）和《存在主義思想的神秘來源》（The Mystical Sources of Existentialist Thought）等。本文選自作者書作《成為西蒙波娃》（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