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無力者的憤怒
現今台灣的社會正在經歷一個民主化以來最無力的時刻，疫情當前，台灣社會突然發現，民主化三十年了，國家依然是國家，社會依然是社會，強國家、弱社會的基本格局從未改變：一方面我們慶幸相較於歐美，我們的政府依然是由專業官僚組成，在過去幾個月以來也一直護衛著台灣的疫情防線，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也發現，當國家表現不佳而社會不滿時，除了謾罵與關電視之外，實際上也無能為力。
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化成果只保障了我們「不合作」的權利，而沒能成功的創造人民積極組織的環境，致使社會既沒有足夠能力來補強國家的不足，有能力有專業的團體也沒有辦法將自己的想法轉化成真實的行動。
客觀地來看，這個現象使得政府強勢行政、社會猜疑離心，社會信任夾在中間越來越少，但這個態勢發展下去最終受害的還是台灣的人民，同時即使是支持政府（或是狂粉）也心知肚明這樣並無助於台灣的穩健進步。
這一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
二、威權遺緒：未竟的民主轉型
「威權遺緒」在台灣是一個被濫用的詞彙。這裡不是要說台灣不存在威權的遺跡與後遺症，而是這個社會對於威權到底對自身的影響有多深，以及如何補救的觀點並不精確。
所謂威權不只是純粹的邪惡那麼簡單而已，它象徵的是一種國家統治的型態，從個人思想、社會組織、政治機會、國家行政機器的全面控制，由上至下的全面進行統合，由國民黨黨國體制一手設計與操縱，個機器的目的是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摧毀公民組織與自治的可能性，並佔據社會每一個行業的制高點，在每一個可能的地方製造權力的不對等，而這個「精巧」的機器是如此有效率，即使操縱者已經遜位，它的影響力依然存在，這個影響力就是威權遺緒。
從國家統合主義被執行成功那天開始，台灣的社會就儼然一個被執行腦葉切斷手術的病人，便於管理但幾近失能。而這個社會結構性的問題並不會因為上層政府體制的民主化自動解決。這個威權遺緒導致台灣的民主缺乏代表性，前述處處設置的權力不對等依然存在，人民與國家機器之間沒有緩衝，也沒有組織團結的可能。對於一部分支持菁英政治與專家政治的人們來說，這並不與「善治」衝突，但這個威權遺緒的效應即使是最專業、最有知識、社會地位最高的人也不會放過。例如疫情下的醫護人員。
三、代表與被代表：醫護的悲歌
5月11日，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正式宣佈台灣疫情進入社區感染階段，疫情驟升。5月22日的例行防疫記者會，指揮中心第一次提出「校正回歸」的以因應PCR檢測量能過載的問題，同時民進黨政府面臨缺水、缺電的龐大壓力，「超前部署」神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然而在醫療前線，壓力更節節攀升的是醫護人員，負壓病房數量不足危機開始浮現，基於恐慌的篩檢潮也把醫療院所擠爆。5月25日台北市聯合醫院企業工會發表聲明，說明疫情超載並向社會求助。
這些疾呼並沒有獲得指揮中心的證實，甚至指揮中心因此與基層醫護隔空就病床數到底夠不夠的問題交火，醫護群體與醫學相關人士義憤填膺，這個交火擴及到疫苗議題，至今仍未停歇。
然而在這波交火之中，最激烈攻防的不是醫護與政府，而是民進黨與國民黨，雙方都各自帶著自身的政治利益考量，將議題變成政治權力競逐的戰場，民進黨被指控進行認知作戰、國民黨組織支持者到總統府外進行反疫苗運動，醫護形同孤兒，他們對政府提出的專業建議與科學證據支持的質疑，都變成了網路輿論戰攻防的彈藥。在這個過程中醫護代表了誰？又被誰代表？已經看不清，唯一清楚的是疫情依舊嚴峻、壓力依然令人窒息。這群社會最出類拔萃、被考試制度認證的頂尖之頂，面對國家與政治，一個沒有由下至上的民主，人民與真正的權力永遠隔一線，不管是普羅大眾還是專業人士皆然。
四、結語
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也不能只有兩種聲音：一邊嘗試要保住自己的既得政治利益，另一邊處心積慮地在備戰2022、2024，意在奪回政權，中間黨或不能或不肯代表被忽略者的心聲。在理想的民主社會裡，每一個人都應該能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社群，而每個社群都應該要有自己的聲音。在疫情的衝擊下，我們用最痛的方式認識到台灣與理想民主社會的距離，而這段距離的持續存在正是政治代表性缺乏的困境。
本文完稿於六四三十二週年，我認為沒有比今天更適合思考民主自由的日子，台灣之於中國、台灣之於亞洲乃至台灣之於世界的價值，一直都是民主—台灣不是民主自由的發源地，更不是民主哲學的重鎮，但我們的人民對於這個根本不是我們傳統的抽象概念，至今仍然苦苦追求，崇洋媚外的風潮會消退、外力的強加會消失，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民主自由對人有一種基於利己與利他的本質性吸引力，我們切莫忘記是這個基本的動力讓台灣受到重視與珍惜，也切莫讓個動力無意義的消耗。
讓民主之光熄滅的從來都不是大風大雨，而是那緩慢的窒息。
謹致 所有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人們。
＊作者為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