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內心知道我必須要拍，但我的身體就是不願意停止啜泣和痙攣，我甚至開始嘔吐，而整個劇組的人都在等我一個。最後我吃了鎮定劑，雖然停止流淚了，卻吐得更厲害。你們可以想像，這一點都不性感，但卻是唯一能讓我繼續拍攝的方法。
電影結束拍攝時，我整個人都已經心神錯亂了，以至於後製作業時，我還得刻意讓自己保持距離，努力抽離一切。
結果，溫斯坦看完了剪輯好的片子，他告訴我片子不夠好，不能在電影院上映，他打算直接發行影音產品。
這一次換成茱莉導演要跟他拼命了，導演成功說服溫斯坦，至少在紐約一間電影院試映，並邀請觀眾打分數，如果得到80分全國上映。當時只有不到一成的電影首映能獲得這種分數。
我不敢去試映會，只敢在家裡焦急等待結果。最後，我們拿了85分。
又一次，我聽到溫斯坦暴怒了。就在試映會的大廳裡，他對導演大吼大叫，他抓起一張分數卡丟她，從她的鼻子上彈開。導演的音樂製作人男友艾略特·高登索（Elliot Goldenthal）忍不住介入，溫斯坦還動手動腳威脅高登索。
溫斯坦冷靜下來以後，我終於有勇氣打給他，要求他讓《揮灑烈愛》也在洛杉磯一間電影院上映，他這次沒多說什麼就答應了。我必須強調，溫斯坦有時候是友善的，有趣又機敏。但問題就在這裡，你永遠不知道今天面對的是哪一個溫斯坦。
過了好幾個月，2002年10月份，這部描寫我的偶像和靈感來源的電影，描寫一位在世時因為外表太醜和小兒麻痺從未獲得肯認的墨西哥畫家的一部電影，榮獲了奧斯卡金像獎6個提名，包括最佳女主角在內。這部溫斯坦不想製作、一點都不支持的電影，最後也獲得了意外豐厚的票房。
雖然《揮灑烈愛》替溫斯坦贏得了2座小金人（最佳化妝獎和最佳原創音樂獎），從他臉上我還是看不出一絲喜悅。他再也不曾給我過任何出彩的角色，米拉麥克斯合約裡我答應要拍的影片，最後都是不重要的小配角。
幾年後，我在一場活動上遇見他，他把我拉到一旁說，他戒菸了，心臟病發作一次，還和設計師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結了婚。他說，他已經改邪歸正了。然後他終於說出了那一句話：「妳把《揮灑烈愛》拍得很好，我們拍了一部很美的電影。」
我相信了。溫斯坦永遠不會理解，這一席話對我而言有多重要，他也永遠不知道他傷我傷得多深。我從來沒有在他面前表現過害怕的一面，每一次在社交場合遇見他，我都會努力告訴自己，想想他好的一面；我告訴自己：那是一場戰役，而我贏了。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些女性藝術家想要說出自己的故事，必須面對一場戰役？為什們我們要拚死拚活，只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
在我看來，我們女人一直被技巧性地貶低，被擺在一個下流的位置，低到電影工業不願意找出女性觀眾想看的電影，也不願意找出我們想看的故事類型。
最近一份研究指出，從2007到2016年，好萊塢只有不到4%的女性導演，她們之中有80%的人，在調查進行的11年之間只有機會完成一部片。2016年另一項調查發現，在那些最賣座的電影裡，只有27%的台詞是從女性嘴裡說出來。
人們還覺得奇怪，我們為什麼不早點把這些事情說出來？我想數字會說話，女人的聲音並不受歡迎。
除非這個產業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所有男性和女性在各種層面都秉持著同樣的價值觀，否則演藝界恐怕還是那些掠奪者的天堂。
感謝所有願意聆聽我們故事的人，希望我的聲音可以讓大家更明白，為何說出這些事這麼困難、我們過了這麼久才做到。
男人會性騷擾，只因為他們被允許如此。而我們今日談論這些過往，是因為在這個新時代，女人終於可以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