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地方政府及民間購買或捐贈疫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表示，除須檢附八大申請文件之外，並應符合疫苗安全、法律責任與接種部署三大層面，遵守「由中央政府與原廠簽約採購」、「由中央政府統籌分配執行」兩大原則。不希望透過第三方之手來進行簽約採購及捐贈，而是由政府與原廠簽約採購及分配。撇開政治動機不論，此看似「依法行政」，實則囿於自身職權、曲解法律真義，更悖離政府為民存在的目的！
政府防疫施政，應以公益為依歸
國家或其他公權力行為應重視公益，「公益原則」不僅是民主法治國家重要的立憲原則，也是行政措施依循的規範，各種行政作用皆不可免於公益之考慮。此觀《憲法》第23條及《行政程序法》第4條等規定，即可知其重要性。因為國家機關之作為，倘若背離公益將失其正當性，所以因此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必須重視國家行政作用的「公益關連性」，強調行政機關之行為應為公益而服務。公益以維持和平之社會秩序，保障個人尊嚴、財產、自由及權利為其主要內容，尤其是在維護人民的生命健康。
此次國內疫情嚴峻，醫療量能幾近崩潰，海內外專家及媒體多認為，疫苗接種率太低乃原因之一，取得疫苗緩解疫情已是當務之急。因此，政府應排除一切障礙，儘速取得國際間認證合格疫苗，作為現階段防疫的重要的手段，方能達成《傳染病防治法》第1條規定「杜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的公益目的。反之，若是死守固著於法條文字，甚至衍生出法律未定的程序與條件，形成疫苗進口的障礙，不僅易啟「拿著雞毛當令箭」的質疑與批評，更與維護人民生命健康的公益背道而馳！
地方政府及民間購贈疫苗，並未逸脫法律規範
防杜疫病的傳染蔓延，維護藥品疫苗的使用安全，政府責無旁貸，但絕不能因此作為阻撓合格疫苗引進的藉口。《傳染病防治法》第 5條及《藥事法》第 48條之2固然規定，擬定「預防接種」在內的傳染病防治政策及計畫，以及專案核准製造或輸入緊急的疫苗藥物，均屬中央主管機關權責。然而法律賦予中央主管機關的權限，在於「擬定政策計畫」及「管制藥品疫苗安全」，所謂「中央統籌辦理」並非要求事必躬親包辦一切事務。更不能假藉「疫苗藥品製造輸入核准權」，創設出「必須由中央政府與原廠簽約採購」法無明文的原則，否則即是權力的濫用。
對於疫苗的安全性，中央政府的管制重點，應確保進口的是國際間認證合法疫苗，並且可以公平合理分配、安全施打於全體國民，進而消弭疫情。因此，對於地方政府申請洽商進口，或是民間企業、宗教或社會團體出資購買海外原廠疫苗捐贈政府使用，或提供管道途徑，媒合促成向原廠採購者，只要欲引進的是國際間合法安全的疫苗，均屬合法行為。中央主管機關該有的作為，應是極力維護疫苗合法安全進口，如果有緊急授權或供應配送技術不足，則須排除程序障礙，或是提供必要技術，以求儘快取得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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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堅持「疫苗統一由中央政府向原廠採購」，固然阻斷地方政府及民間購贈疫苗，但對於日本政府可能贈予的疫苗，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又該如何自處？又應如何自圓其說？
現今國際間通用的新冠疫苗，均是基於緊急授權施用
面對新冠病毒肆虐，施打疫苗被視為消滅疫情的最佳良方。然而一般疫苗從研發到得以施打於人體，必須經過嚴謹的過程及冗長的時間，耗費數年甚至數十年。在面對猛烈的疫病時，即顯得緩不濟急。因此，基於維護國民生命健康，許多國家都設有「緊急使用授權」機制（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EUA），讓具有一定效果的疫苗提前施用於人體。例如目前眾所周知的 AZ、BNT、莫德納及嬌生等疫苗，都經過美國、德國、歐盟及WHO的認證而使用。
嚴格來說，目前全世界的新冠疫苗均是未取得常規「藥證」而施用，全部都是基於「緊急使用授權」的情況下開始施打，因為若循正常程序取得「藥證」，將曠日廢時不利遏阻疫情。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若表明疫苗須持有一般常規「藥證」，方得核准輸入，無異藉故刁難國外疫苗的引進，阻撓地方政府與民間購贈疫苗。在此疫情嚴峻的特別時期，政府應該要用特別的專案方式來處理，不能依承平時期的法律規範來處理。美國前後任兩位總統跟副總統都打了沒有常規「藥證」的疫苗，英國女王也打了一個沒有常規「藥證」的疫苗，試問台灣究竟還需要什麼「藥證」？
對於疫苗緊急授權狀況，在美國稱之為「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然而民進黨政府卻還冷漠牛步龜速的處理，藉法定程序阻止疫苗進口，這不是一個替人民做事政府應有的行為。倘若疫情因而惡化，勢將衝擊社會秩序與經濟發展，造成一大堆家庭破碎，人民也無法正常生活。這樣的情境不是「國家緊急狀態」，什麼才是？
通權達變而興，墨守成規則亡
我國對於藥品疫苗製造輸入的管制，《藥事法》固然規定一定的要件與程序，並須經主管機關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惟該法第48條之2第1項亦規定，為預防、診治危及生命或嚴重失能之疾病，且國內尚無適當藥物或合適替代療法；或因應緊急公共衛生情事之需要，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得專案核准特定藥物之製造或輸入，不受平時法定程序之限制，此即我國對於疫苗藥品「緊急使用授權」之法律依據。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明文規定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特定藥物之製造或輸入，僅有「專案核准」之權，而非專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之。事實上，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中央主管機關早已啟用「緊急使用授權」機制，例如核准「瑞德西偉」、「清冠一號」用藥的製造輸入，甚至對於還未完成三期臨床試驗的國產疫苗，蔡英文總統即預告採購施用，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也掛保證「安全有效」，中央政府如此廣開「緊急使用授權」的大門，卻唯獨對地方政府及民間購贈疫苗的輸入，設下層層關卡，甚至增加法律未有之限制。這不但有違平等原則，也與民意處於平行時空。
對於地方政府及民間購買或捐贈疫苗，中央政府首先應該簡化行政程序，協助排除法規及技術的障礙，讓疫苗儘快順利進口，而非設置重重關卡防堵取得疫苗的渠道。倘若中央政府有能力自己跟國外廠商簽約，取得足夠的疫苗，自當樂觀其成，然而疫苗如果取得不順或不足的話，也不應阻擋地方政府或民間團體購贈疫苗。蔡政府應以維護國民生命健康為優先，結合全民的力量，儘速取得在國外已經施打過證明是有效且風險低的疫苗，以消弭疫情。
縱觀世界各國的防疫表現，如能事急從權、隨宜變通者，方可應付繁複的變局，進而控制疫情。反之，膠柱鼓瑟不知變通，墨守成規師心自用，不但疫情如野火燎原，人民性命只怕也在旦夕之間。政府窮盡一切努力取得疫苗，儘快讓每一個國民都能施打，而非冷漠地阻斷可能取得的管道。畢竟人命關天，面對狡黠的病毒，我們沒有怠忽的本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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