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黎智英、李柱銘等9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被判刑，這是北京和港府最新一次對香港反對派的秋後算賬。然而，雖然香港民主化遭遇空前危機和挑戰乃是不爭之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香港民主化已經終結。
在可預見之未來，香港民主化是可以起死回生、前途看好的。
歷經2014年的香港佔中和2019的反修例抗爭兩場運動的洗禮，民主信念在700萬港人的多數扎下了根。正是恐懼於這點，北京去年在全體港人以及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外國人頭上高懸國安法的鍘刀的同時，亦在醞釀通過重構香港選舉的制度規則，加入愛國者--實際是愛黨者--治港內容，從根本上掏空香港選舉本已稀薄的民主化因素，要把香港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完全掌控在手上。
人大常委會3月修訂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除了將立法會議員由70席增至90席，選舉委員會規模由1200人增至1500人外，兩個最重要的改動，一是增加選委會的甄別機制，擴大其權限，讓選委會決定什麼人可以當選什麼人不可當選；二是取消區議會，把它改組為類似社區服務機構，並大幅降低直選議席。
按照這個選舉規則，分區直選20席即使全由泛民包攬，再加上功能組的一些議席，泛民也不可能過半。這就是北京打的如意算盤。
然而，就算北京如此處心積慮，它還擔心香港市民不去投票或投白票，會撕下它所謂的「民主外衣」，於是在上周港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有關選舉的修訂草案裡，新增了一條「禁止在選舉期間借公開活動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票、廢票」罪，犯有此罪，最高刑罰可判監禁3年。
這個增加的罪名，實反映北京和港府也知道對自己這套扼殺香港民主的做法，是師出無名，沒有信心、不受歡迎的，因此要動用入罪的方式來對付反對它的市民的流氓行徑。
北京摧毀香港民主的手段和部署，看起來來勢洶洶，也的確使香港一度成勢的民主化怒潮陷入低谷，很多人基於各種考量，暫不涉足民主抗爭，其中包括反對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宣布退出或解散組織，出走海外等，我們需要承認這個現實，可也不要對香港民主化完全灰心。若被北京的這一通操弄就認為香港民主沒有希望，正好中了它的圈套。北京就是要香港市民生出這樣的想法，從而不過問政治，埋頭經營自己的小日子，將香港變成一個和內地完全一樣的城市。
為何說香港民主未來仍大有希望？
香港民主未來仍大有希望，不只是說說，為在目前這個困難的時刻鼓氣，而是放在歷史的長河中有事實依據的。首先，民主化有高潮和低估乃正常現象，民主是一個艱苦的事業，有曲折有彎路，追求民主必然要有這種思想准備，不能指望畢其功於一役，尤其是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民主的彎路可能比以前要長。
其次，要看到當下整個國際大環境對香港民主化的有利因素。最大的有利因素，就是在美國帶動下，整個西方對中共的本質進行了重新認識，民主和專制的對抗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大陸和香港都會帶來一些改變和衝擊，而這些改變和衝擊有可能孕育民主化的新契機。
再次，在北京的進攻面前，香港民主力量暫避其打擊，保存實力以圖東山再起也是明智選擇，沒有必要做無謂犧牲。
最後，在北京全面管治香港後，香港內部各種勢力也在分化重組，它們同北京的關系也在變化，新的矛盾和衝突會出現，香港反對派可以利用這些矛盾和衝突，擴大反共聯盟力量，待時機來臨再出擊，那時變局或許會到來。
北京試圖用經濟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
從北京的角度看，它之所以要對選舉制度進行重構，規定愛國者治港，是因為它認為在搞定了香港的政治之後，下一步要把重點放在發展經濟，解決香港民生的問題上，讓香港的全民共識不是去關注政治，關注香港的民主化，而是關注如何拼經濟。
也就是說，北京解決香港問題的思路，仍是用經濟來解決政治認同問題，在它看來，經濟依然是根本的，經濟沒有起色，政治就會出問題。而香港產業結構單一，經濟生態脆弱，廣大市民尤其年輕人在中國加速崛起的十幾年中沒有享受到發展的福祉，這是香港鬧民主的根源。因此，要發展香港經濟，就要政治上安定，在搞定政治後，一心一意發展經濟，用經濟受益助推政治認同。這是北京一貫的思路。
在北京改變香港選舉制度後，未來新選舉產生的香港行政、立法因為親北京，有可能比以前有動力去推動香港艱難的社會、經濟、民生改革，包括土地房屋改革。再加上北京的配合，有些經濟和民生問題有望會得到部分解決。但是，香港過去經濟結構調整不了，民生問題大量積累，根本原因是和北京關系密切的香港既得利益集團，其中主要是房地產和工商金融兩個利益集團不願改變，港府也沒有意願和能力去處理，這個問題在新的港府和立法會後依然會存在。
如果北京的擠壓力度過大，勢必會觸動這些利益集團，遭到它們的阻擾，如果力度過少，也就陷入過去的瓶頸。
以香港特首的選舉來說，過去香港地產商對此有很大影響，盡管香港特首選舉被稱為「小圈子「選舉，但主要地產商的地位仍舉足輕重，可直接或間接左右工商、金融和部分專業領域的選舉委員，足以成為「造王者「，這在以前很長時間都是這樣，北京要推薦人選，必定要先考慮主要地產商等「造王者「的態度。現在北京在改造後的選委會，大量加入了可由中聯辦直接控制的組別，商界對特首選舉的影響力將隨之大減。從這個角度看，北京的目的不只是防範香港的民主反對派，也是要減低對香港地產商的依賴，日後無須與香港商界結盟，也可在港為所欲為，為自己增加安全系數。因為北京知道，它不能完全駕馭香港工商金融界特別是地產商，而後者出於自己的利益需求，也在北京和香港民主派之間進行投機。
讓北京難以徹底馴服香港利益集團的更深一層因素，是在中美對抗的背景下，北京還需要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來做很多事情，還需要維持香港國際中心的角色和地位。因為不管深圳或上海如何開放，北京都不可能把它們變成資本主義，達到香港那樣的開放程度。而像人民幣國際化、數字人民幣的跨境支付、內地企業走出去、中企的融資問題、香港發揮國際仲裁中心作用等等，都是內地任何大城市在較長時間扮演不了的。
盡管香港受美制裁，其金融中心地位亦會降低，但不大可能在短期裡完全被東京、首爾或新加坡取代，而且北京也會用各種辦法死保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這樣，香港在一段時間內依然可以為內地提供很多服務和作用。而這個作用也正是香港的利益集團可以用來反制北京的地方。
由是觀之，北京和香港利益集團的博弈隨著前者管治的強化勢必會加劇。雖然香港的地產商和工商金融界表面上對北京已經臣服，但北京在內心裡是不信任他們的，它知道這些商界人物一個個都首鼠兩端，見風使舵，唯利是圖，有好處才會跟著走，一旦要他們把好處吐出來，從他們身上榨取利益，肯定和北京就不一條心。這在香港的反修例抗爭中已經出現過。雖然親中共的輿論不斷放話要香港的地產商在這個大是大非前表態，反對香港抗爭，可地產商們就是遲遲不表態，直到最後逼得沒法，也是抗爭走向激進化才勉強表態。當時就引發北京不滿。所以，北京會向香港派駐自己的工商人馬，貫徹自己的意志。
事實上，北京早在這樣做。上世紀80年代前，香港工商界由英資集團掌控，之後變成由李嘉誠為代表的香港財團操控，但現在則是中資企業在支配香港。
如果北京再對香港商界和財界步步緊逼，就必然同香港本土的地產商和財團產生更大的矛盾和沖突，已有地產商公開表達了對北京進一步打壓的憂慮。一位地產商最近撰文表示，若北京為解決香港的住房問題直接施壓地產商從他們囤積的土地中拿出部分來投放市場，這是違背市場做法的，言下之意是預先警告北京不能做得過分，否則香港地產商對北京會有異心，不配合在港的管治。
因此，盡管香港的民主化正處艱難時期，但上面的分析也告訴我們，新的機會還是有的，潛在的民主隊伍仍然在擴大。面對北京對香港民主化的蠻橫鉗制，舊的激烈的抗爭代價太大，可能已經不適合，需要尋找新的抗爭形式反抗北京的壓迫。這同樣是一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反對派在精神和意志上要公開藐視中共的暴政，相信風雨過後，香港的民主勢必會以一種嶄新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並引領中國走向民主。
＊作者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原標題為：香港民主化仍然前途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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