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一開始過程也有點曲折，許啓超先找景美人權博物館，他以為父親的相關檔案會放那、他以為自己應該先找到檔案再找促轉會，接著又找二二八基金會、被告知父親案件非屬二二八事件，之後又回頭找人權博物館，工作人員很有耐心教他怎麼從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調閱檔案──當年父親回家時只有放著「國父思想」的一卡皮箱、裡頭連個文件也沒有，時隔幾十年，許啓超終於看到父親的檔案了，也終於向促轉會聲請「司法不法平復」。
2020年7月9日促轉會發佈新一波撤銷有罪判決公告、許文明也終於在促轉司字第18號決定書裡被平反，這點許啓超當然高興，父親終於清白了、促轉會是那樣用心處理這案子，但他同時也想提醒促轉會一些事，威權時代寫的判決書不等於真實──「我看到檔案會覺得有些跟事實不太一樣，會不會是當初警總自己亂寫的？判決書連畢業學校都寫錯，這還不是我爸講的，是我看他畢業證書才知道是不同學校。」
更重要的是要長遠平復家屬創傷，在許啓超看來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只是一張紙，後續仍要持續規畫撫慰家屬，至今仍存在於台灣各角的所謂「蔣公銅像」對一些受難者家屬來說也是折騰。
更長遠來看，許啓超發現許多30歲到50歲的人好像都對白色恐怖不清楚、甚至連老一輩都無感，雖然有些年輕人很願意關心歷史、會自己查資料，許啓超仍希望教育能讓台灣人明白這些歷史教訓，就算教科書有寫，如果只是帶過、沒有細緻討論，那效果也有限──那些傷痛都不是能一筆帶過的，許文明所受審判看似輕微、卻也給家庭帶給極大痛苦，在這之外的故事，也將是民主時代應極力記取教訓、避免再發生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