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出來』以後就整個人都不一樣了，心情鬱悶，就是很恨、非常恨、恨這政府……工作沒了、房子沒了、黨籍資格被撤銷開除，還要重考教師資格，常聽他說要拿都刀殺害他的人，出來以後整個人生往下走……他變得不笑、我也不笑了，我是到出社會工作、跟大家一起才開始慢慢會笑……」
1950年台灣開始長達數十年「白色恐怖」時期，有人命喪槍口、有人被酷刑拔指甲灌水毒打、悲劇頻傳，其中「感化教育」看似相對輕微，卻也曾是無數家庭的災難──出身外省家庭的許啓超如今想起父親在土城遭遇就說：「搞不好比關在監獄還痛苦！」嚴格控制起床睡覺時間、不能寫信給家人、從睜眼到閉眼都要不斷看三民主義與國父思想再寫文章寫文章，他直嘆：「我沒辦法！」
許啓超印象裡的父親就是個傳統讀書人、高中老師、偶爾還是會講笑話給孩子聽，但「出來」以後他臉上的笑容都不見了。不僅被丟工作、失去住處、被撤銷國民黨籍，就連教師資格也被撤銷、重考上卻幾乎沒有學校敢雇用，整個人生走下陂，許啓超也從小失去笑容，完全不知道能跟誰傾訴這些、誰會懂──雖然白色恐怖受害不分省籍，許啓超也嘆，國民黨不僅讓外省人失去「大陸」老家、來台灣又如此對待，最討厭國民黨的反而是外省人。
「大陸為什麼會丟」成外省人對國民黨難解怨懟 公教家庭更知恐怖氛圍：不能隨便亂講話，講什麼調查局就會來抓
許文明並不是知名度很高的白色恐怖受難者、甚至網路搜尋全無資料，經促轉會調查才知許文明被控罪名是1934年就讀晉江鄉村師範時參加共產黨「讀書會」、1945年又被吸收，因未向政府自首犯了《懲治叛亂條例》第5條：「參加叛亂之組織或集會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檔案同時也記錄許文明檢舉另一「叛徒」蘇茂松，因此最後被判3年以下感化教育。
雖然檔案是這樣寫，許啓超對這些檔案是越看越困惑──父親從前讀的是如今福建師範大學前身、不是晉江師範，當年父親回家時一卡皮箱打開來不只什麼文件都沒有、只有一本「國父思想」，甚至從小記憶裡父親一直都說「痛恨共產黨」，如果真的參加過共黨讀書會一定會提到，那怎麼都不一樣？儘管父親案情到現在還是這樣謎團重重，唯一能確定的事實是，父親被指控了、被抓去土城做「感化教育」，整個家庭也因此不一樣了。
許文明被抓的時候是1973年、蔣經國時代，那時許啓超小學三年級。問起從小生活有哪些社會氛圍是現在年輕人難以體會的，許啓超就說：「兩蔣不能批評、不能講，你不能隨便亂講話，講什麼調查局就會來抓。」
為何會知道這些，許啓超覺得是因為父親在擔任公教人員的關係──許多事情也是父親出獄後許啓超才慢慢一點點問來的，那時雖然還沒有「白色恐怖」這樣的稱呼，他知道被抓走的很多都是公教人員，讀書人難免就是會想批評政府，不小心被知道了，就要惹禍上身。
「其實別家小孩看起來不會怕，因為大人也不會講政府怎樣，一般是公教人員、親人被帶走、對政府比較有了解的才會怕。」許啓超說。甚至如今與他同輩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什麼叫「白色恐怖」，連在政府工作的朋友都不知道。
相較於家裡務農、開小吃店的同學們，許啓超倒是從小就開始聽父親說國民黨如何。父親最常唸的就是「大陸為什麼會丟」、說他痛恨蔣介石，雖然國民黨來台後確實給台灣本省人造成不少苦難、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許啓超想：「其實，最討厭國民黨的是外省人……你想也知道，大陸丟掉、沒有家了，外省人最痛恨了，而且他們最了解蔣介石、宋美齡他們在大陸幹哪些事，在大陸當過軍公教的最了解了。」
甚至許啓超連1947年二二八事件都聽過，父親雖說當時因為政府貪污腐敗、一些外省人被本省人遷怒攻擊過，但也直言：「二二八是陳儀（時任台灣省行政公署長官）造的孽。」
父親一夕被抓走 他也看見不為人知「感化教育」日常：長大回想，可能這比監獄還更折磨…
可能是因為家庭氛圍，1973年父親被抓時，許啓超坦白說他當下其實不會特別害怕。他從小知道調查局人員在學校附近、看到就會怕，會發生這種事也不意外，當下感覺是「抄家」，父親被抓、父親擔任教師被分配的學校宿舍也不能住、要馬上搬家了，那些從小耳濡目染的恐怖氛圍就是剛好成了現實。
那時的許啓超只是個小學生，叔叔會帶他去土城探視父親，但無論在土城跟父親談話、在家跟叔叔講話，都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能是害怕講了搞不好『隔牆有耳』、又被加重什麼，叔叔其實也不能講，他是國中教務主任就更不能講。」
那時許啓超要從雲林北港坐車到台北土城，想見父親一次就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一開始許啓超還覺得那環境不錯、種滿花草樹木一整排，還有一間間「教室」是讀書跟寫文章的地方，「我沒看到全部，被是帶到教室跟爸爸見面、就離開」──那時小小年紀的他還不覺得恐怖，但隨著父親出獄，他才知道在土城的人們面臨什麼。
一開始許文明就是在學校被調查局抓走，警總說他有參加讀書會、名冊有他的名字，這部份許啓超聽到的是：「我爸出來說他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事，如果他學生時候真的參加過，他痛恨共產黨、至少會說是『不小心參加過』吧？」那名冊上的人認識嗎？接觸過的也就只有一個同學而已，其他根本不知道是誰。
許文明根本沒辦法承認自己沒參加過的事，這時警總就拿個大型探照燈直射他、3天3夜不能睡──這樣刑求看似沒有肉體上的痛苦，但實際上是把一個人的精神逼到極限、失去對時間與空間的感受、不知道自己多久以後才能出去，許文明很快就招認了，沒參加也只能說自己有參加。
被判「感化教育」看起來好像很輕微，許啓超看到的卻不只是這樣──刑期部份雖然是被判「3年」，當時所有人都不確定是不是刑滿就可以出來、也有可能繼續關，許啓超小學時就知道父親有可能出不來。更讓許啓超難以想像的部份是「思想改造」，他直言，「搞不好比關在監獄還痛苦」。
感化教育雖然不必做勞務、但從睜開眼睛到閉眼就是一整天都在讀書寫文章，寢室跟軍營一樣整排通舖、起床與睡覺時間都被嚴格限制，不能寫信給家人，就連抽菸也不行、許啓超也是探視時偷偷夾帶菸進去的。看自己的書當然也不行，只能看三民主義、國父思想，裡頭連報紙都沒有──「小時候可能比較不懂，但我長大以後有自己的思想，那個我真的沒辦法……除了控制你人身自由還控制思想，小時候比較感受不到，長大回想可能這比監獄還更折磨……」
「他不笑我也不笑，我開始笑是出社會工作以後…」丟工作遭取消教師資格、家庭氛圍一夕驟變 連叔叔、父親學生也遭牽連
許啓超曾經以為父親出不來了、會沒有家庭、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是被帶走就知道他可能出不來，不用等判刑，我們都了解審判根本只是一個『形式』而已。」幸好當時叔叔嬸嬸都是教職人員，在叔叔接濟下要過日子有三餐都沒問題，直到父親「出來」前一天家人才知道他要回家了，但那時許啓超也想不到，「出來」更痛苦的開端。
問起童年對父親印象是什麼，許啓超說是個讀傳統中國書籍很嚴肅、還要嚴格教育孩子未來也當老師的人。雖然父親偶爾還是會跟孩子聊天說笑，但「出來」以後就整個人都不一樣了──父親臉上的笑容完全不剩，一整天就是心情鬱悶，很恨、非常恨這樣的政府，他一直一直一直寫信給蔣經國希望平反希望復職，可想而知是沒有下文，他的恨更深。
原先的工作沒了、住的地方沒了、國民黨籍被撤銷開除，甚至連教師資格都被撤銷了、年資歸零，許啓超說父親最痛苦的大概就是重考教師資格那條路，甚至連重新考到教師資格以後也找不到一間學校要聘他、只能分發到偏遠小學去：「他沒有說人家『拒絕』他，但他說『都找不到』……他還是有些人脈關係、在教育局也有認識，他都找過了但都沒辦法，只好降級分發去小學。」
父親被逮捕、被關、回家後準備重考那段日子，家庭經濟當然受到不小影響、就算父親重新在小學任教收入也遠遠不同從前，許啓超說那時就算他年紀小也知道家裡狀況不好、家裡沒錢，「不敢開口跟我爸要錢買什麼買什麼，例如買冰、三餐以外的零食，衣服也很少買，那時候我爸也不會帶我出去玩……」即便父親重新找到工作以後慢慢開始偶爾會笑，父子分隔兩地、一個在北港讀書一個在海線台西的偏遠學校、一周只能見一次面。
許啓超一直記得父親「出來」以後性情驟變，原本只是嚴肅、變成會兇人會罵人，重新見到父親的許啓超心情也被感染了，「他不笑我也不笑，我開始笑是出社會工作、跟大家一起才開始慢慢笑……」他一直很想喊出「我們家為什麼跟別人家不一樣」，但一路走來最孤單的就是幾乎沒有任何人可以聽他傾訴心聲──許啓超發現很多人都不曉得什麼叫「白色恐怖」什麼叫政治案件，他乾脆不講，反正講了也很少人能理解。
一起政治案件影響的不只是一個父親與孩子，就連身邊的人也受到牽連。問起被影響的人，許啓超說叔叔當年無法升職考校長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家已經被貼上污點了，「這事明明跟我叔叔也沒關係啊！」甚至連父親以前教過的學生都被影響到，最高只能到上校、不能再往上升了。許啓超也記得堂姐說家裡被搜過，整個童年許家人就是會害怕，「怕又再出什麼事情，我從小看到調查局就怕……」
父親一生拚命寫信給蔣經國求平反、卻在1990年代抱憾離世 時隔近30年終盼促轉會還清白
許啓超從小認知的社會氛圍就是「黨國一體」，因為父親的關係他對歷史特別有興趣，長大後也去看看中國近代史，看北洋軍閥政府相較中華民國是多開放、充滿經濟文化言論，後來丟掉「大陸」一事看起來好像是共產黨的問題，但許啓超也說不是只有這樣：「為什麼不去想為什麼我旁邊都共產黨？共黨為什麼在中國能生存、後來美國為什麼要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到現在還不檢討，一直到現在國民黨還是那樣，你看他現在還是一樣……」
國民黨顯然是因為失去民心才失去「大陸」，許啓超是這樣認為的，知道國民黨接收台灣依然沒有變、還派陳儀的人這樣領導釀成1947年二二八事件，甚至後來的白色恐怖也高壓統治、讓許啓超自己的家庭就成了遭逢巨變者之一，他更是嘆氣。談起台灣近代歷史，許啓超唯一慶幸的大概是「還好有民進黨在」，是至少有個反對黨出現、讓台灣走向民主開放，一切才慢慢開始不一樣。
民主開放的「不一樣」就發生在許啓超的家庭。父親許文明生前就算寫再多信給蔣經國陳情、希望平反，蔣經國至多也就是寫個「交辦」、底下的人什麼也沒做，父親就這樣早早過世了。雖然立法院在1998年制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叔叔請許啓超去替父親申請，那時許啓超還在讀書，不曉得該怎麼申請、手上也完全沒有父親當年的檔案資料，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遲遲未申請，但直到2017年底《促轉條例》通過、2018年促轉會正式掛牌上路，一切開始讓他覺得有希望了。
當然一開始過程也有點曲折，許啓超先找景美人權博物館，他以為父親的相關檔案會放那、他以為自己應該先找到檔案再找促轉會，接著又找二二八基金會、被告知父親案件非屬二二八事件，之後又回頭找人權博物館，工作人員很有耐心教他怎麼從行政院檔案管理局調閱檔案──當年父親回家時只有放著「國父思想」的一卡皮箱、裡頭連個文件也沒有，時隔幾十年，許啓超終於看到父親的檔案了，也終於向促轉會聲請「司法不法平復」。
2020年7月9日促轉會發佈新一波撤銷有罪判決公告、許文明也終於在促轉司字第18號決定書裡被平反，這點許啓超當然高興，父親終於清白了、促轉會是那樣用心處理這案子，但他同時也想提醒促轉會一些事，威權時代寫的判決書不等於真實──「我看到檔案會覺得有些跟事實不太一樣，會不會是當初警總自己亂寫的？判決書連畢業學校都寫錯，這還不是我爸講的，是我看他畢業證書才知道是不同學校。」
更重要的是要長遠平復家屬創傷，在許啓超看來有罪判決撤銷公告只是一張紙，後續仍要持續規畫撫慰家屬，至今仍存在於台灣各角的所謂「蔣公銅像」對一些受難者家屬來說也是折騰。
更長遠來看，許啓超發現許多30歲到50歲的人好像都對白色恐怖不清楚、甚至連老一輩都無感，雖然有些年輕人很願意關心歷史、會自己查資料，許啓超仍希望教育能讓台灣人明白這些歷史教訓，就算教科書有寫，如果只是帶過、沒有細緻討論，那效果也有限──那些傷痛都不是能一筆帶過的，許文明所受審判看似輕微、卻也給家庭帶給極大痛苦，在這之外的故事，也將是民主時代應極力記取教訓、避免再發生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