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認為國際和國家層面對金融市場加強監管尤其重要。
在涉及如今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時，卡尼認為這場危機揭示國家重要性的同時，更讓人們看到國家失責未能保護人民帶來的代價。「雖然世界各地的人們奮起應對這場危機，表現出他們團結、公平和承擔責任的價值觀，但與此同時，這場危機也暴露了我們社會的深層問題：關鍵崗位上工作人員的價值被低估。危機中的團結一心與深刻的不平等問題形成鮮明對比。」
卡尼說，從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中學到的教訓是保持謙恭之心。「我們不可能預見每一個風險，也不可能為每一個突發事件制定計劃，但我們可以而且必須為失敗制定應對計劃。」
氣候暖化
本次講座的最後一部分，卡尼將重點放在未來全世界面臨的氣候暖化危機，他希望2021年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第26屆氣候變化大會（Glasgow of COP 26），能推動所有國家、企業和社區發起可持續革命，讓市場為人類服務，再次有社會價值觀的驅動力。
他談到為污染制訂價格的問題，認為這一點至關重要，但是迄今為止，碳排放價格，即碳排放稅，卻所用有限，而且價格定得太低，全球平均每噸碳排放稅只有3美元，距離75美元的水平還非常遙遠。而要實現零碳排放，到2030年結束時，必須達到該水平。
他認為應對氣候暖化問題，減少碳排放需要工程技術突破、政治決心環保政策和金融管控三管齊下。
作為一個資深的經濟學家和銀行家，卡尼認為在金融體系中，決定某家公司價值的關鍵因素，除了信用價值、利率、技術等變量，還應該包括氣候變化，這樣才能在公司價值中體現社會價值觀。
他說，要將氣候風險和機遇納入金融決策的核心，需要三個R：
公開（Reporting），即公司應該披露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其目前的業務以及如何影響其戰略。
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 氣候風險最終將影響到經濟的每一個部份，金融部門也不能獨善其身。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了地球，又談何金融系統？
回報（Return)，向綠色經濟轉型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商業機會。
亞洲與中國
在談及2008年全球應對金融危機時，作為本次講座聽眾之一的英國前財政大臣阿令斯塔爾・達靈（Alistair Darling）回憶當時在美國財政部會議室裏，有「我們與共和黨領導的美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我們和世界各國坐在圓桌上」。達靈認為，當時如果沒有國際合作，就不能成功化解金融危機。而今天的世界「更加民族主義，更加保護主義」，也缺乏卡尼在講座中所提及的謙恭態度， 又如何能夠面對金融危機、流行疾病和氣候變化呢？
對這一問題，卡尼回答說，如果沒有國際合作的前景，那麼你就必須在自己國內金融系統周圍築起高牆。「這實際上是要付出代價的，因為你必須保護自己，當然也未必能真的保護得了， 但卻會造成一種擁有主權和獨立的假象。」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教授（Paul Krugman）希望卡尼能夠幫他擺脫對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問題的悲觀心態。克魯曼問：如果世界都不能有效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危機，又如何指望全人類能做正確的事情應對象氣候變化這樣的更大危機呢？
卡尼在回答他的問題時，讚揚「一些重要的亞洲經濟體」提供了一些希望，「它們既做了更好的準備，也做出了更好的反應」，但他沒有具體說明重要的亞洲經濟體究竟是哪些國家。
在被英國歷史學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問及中國建造世界上最多的火力發電廠又如何能夠兌現巴黎氣候協議承諾時，卡尼回答說，中國在解決全球氣候暖化問題上非常重要，必須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份子。同時他說中國是最大的零排放汽車生產國，也是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產國，是綠色能源的領導者，但毫無疑問，「中國也必須擺脫煤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