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利用三張總統施政滿意度變化的統計圖表，來說明這個明顯的趨勢。無論在實施半總統制的臺灣、採行偏向總統制的南韓或是典型雙首長制的法國，直選產生的總統都很難超脫上述的惡性循環，在台灣除了民主化初期的李登輝總統可以維持高民意支持外，直選總統都無法頂著高民意支持度度做到任期滿（參見圖五）。在南韓與法國也是一樣，歷屆民選總統愈來愈難逃過任期尚不過半施政滿意度就跌落谷底的困頓之局。除了早年的法國奇哈克總統外，大多數民選總統最後都是在遭多數選民唾棄的情境下淒涼卸任或去職（參見圖六、圖七）。
過去三十年新興民主國家所普遍面對的第二層結構性障礙就是全球民主化的源頭（美國）所提供的就是一個劣質民主模式，而且這個劣質民主模式還處於不斷衰敗的過程。美國民主的衰敗開始於雷根時代推行的「新保守主義」革命，新保守主義宣揚的市場萬能意識型態以及所激起社會價值衝突給美國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場變革將所有歐美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結構導向極度不平衡，也嚴重扭曲了民主體制的運作。新保守主義是自由市場原教派，雷根政府所啟動的改革，是一場敵視「政府」、醜化「國家」、神化「私人企業」、崇拜「市場」的激進革命。新保守主義推動的政策加速了自由市場機制中的「弱肉強食」與「劫貧濟富」的傾向，富裕階層透過政治獻金可以讓兩黨的政治菁英都為其效命，勞工與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力被大幅壓縮14，結果是貧富差距急速擴大，大量中產階級跌落貧窮。
同時，新保守主義革命還掀起宗教與社會價值衝突，更激化了政治對立。價值衝突讓墮胎問題、同性戀婚姻、環保議題、多元文化議題、甚至學校應該如何講授人類起源問題都變得非常尖銳。當信念衝突越激烈，政治競爭手段乃日趨下流，選舉程序受到各種技術性操弄，選舉結果爭議不斷。在實際政治運作過程中，美國政治人物高度依賴所謂的「政治顧問」，這批謀士最擅長的是撰寫激情的演講稿、提出動人的競選口號、讓選戰圍繞這政治包裝與形象打造；同時利用媒體推出攻擊戰術、抹黑對手、操弄選民的情緒、散布假資訊、操控新聞媒體、滲透社交媒體。
過去最惡名昭彰就是布希的首席政治顧問卡爾羅夫(Karl Rove)，現在最炙手可熱的則是擅長大數據分析與操弄社交媒體的「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這家公司幫川普陣營區辨各類選民小眾群體然後分別對他們進行精準式政治行銷。而這擅長這些伎倆的政治顧問卻成為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選舉操盤人膜拜的對象。在政治顧問當道的時代，也就意謂著政治人物不需要去認真思考國家的前途與未來，也不需花心思去謀求施政績效，而是去網羅最專業的政治顧問，因為這些顧問可以化腐朽為神奇，可以輕易掩飾自己的無能、失職與貪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