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全球化正一步步掏空「國家機構」，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低能的空殼子。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民主」，只是一個以「國家」為範疇的政治體制，而全球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主要權力行使者，卻可以跳脫任何單一「國家」的管轄與節制。而今日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經濟安全、社會秩序、環境品質可以產生巨大影響力的決策者，往往不是民主產生的政府，而是一些幾乎完全不受民主機制監督的跨國權力行使主體，例如跨國企業集團、跨國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王國、華爾街投資銀行、避險基金、信用評等機構、大會計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美國聯邦儲備理事會等。也就是說，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顛覆了國家層級的民主體制的基本目的與職能，經濟全球化讓國家層次的民主政體成為經濟巨人陰影下的政治侏儒。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讓極少數跨國企業精英取得控制國家、支配社會的無比權力。
歐洲國家早已面臨這樣的困境，所以在過去三十年試圖在更大的範圍進行政策協調，推進經濟與社會立法的統一，以及貨幣政策的整合。但由於各國仍相當程度保有獨立主權、各自為政的財政體制與銀行監管體制，歐洲各國並無法真正掙脫全球資本主義的束縛與侵蝕，各國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協助弱勢團體抵禦全球化的社會風險，延緩中產階級貧窮化現象的蔓延，但沒有真正有效的對策。歐洲的跨國企業與金融機構紛紛模仿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營利模式，以短期股價表現為唯一績效指標，逐漸背離對自己的員工與當地社會的責任與義務。
而在全球金融海嘯之後，歐洲國家的局面更形艱難。西歐民主國家過去可以同時享有高治理品質、高人權保障，高生活水平、高社會福利是因為西方國家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長期享有獨佔鰲頭優越地位，可以用很高附加價值的工業產品換取價格低廉的勞力密集消費產品，農業產品與能源。現在非西方世界全面興起，全球產業結構丕變，除了製造業底子深厚的德國以外，歐洲企業早已喪失在許多核心產業的領先地位，產業空洞化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歐洲企業已經無法承擔高薪資與高稅率。失去了往昔的優渥外部條件，民主體制也就失去調和利益衝突的能力，戰後福利國家體制的社會共識已經全面鬆動，支持歐洲整合與全球化的社會基礎也開始動搖。再加上人口結構老化，新移民帶來社會融合的難題，財政資源日益枯竭，年輕世代長期處於結構性失業，許多歐洲國家已經成為激進政治運動的溫床，而歐盟本身是否能逃過解體的命運也還在未定之天。
理論上，民主體制的定期選舉可以讓民意需求得到即時的反映與更新，選舉競爭也是督促政府官員更積極回應民眾政策需求的有效問責機制。然而，今日所有民主國家所普遍面臨的困境是，無論政黨如何更替，一次又一次選民很快就對新一屆民選政府感到失望甚至絕望，而且新政府的政治蜜月期愈來愈短。無論候選人競選承諾如何亮麗，他們上台後能兌現的少之又少，無論新當選的政治領袖面貌如何清新，他們很快會因為施政讓選民失望而失去光環，新當選的法國總統馬克龍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