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興民主國家，大多數政治菁英也並沒有將民主憲政內化為自己的核心信仰。他們僅僅將其視為另外一套爭奪與分配資源的遊戲規則。對他們而言，取得政權就是為了分贓職位、酬庸親信與攫取資源，為了贏得執政地位可以違法舞弊，可以無情打擊對手，可以製造對立與仇恨，甚至不惜撕裂社會。
還有，不少新興民主國家無法擺脫國際強權戰略棋盤上棋子的命運，不可能真正獨立自主。國際強權一定透過各種手段介入這些國家的內政，扶植自己的利益代理人。如果一個新興民主國家不幸陷入兩強間的角力漩渦，內部政治衝突的激化很難避免，最終必然讓民主陪葬。
從民主政治發展的整體國際環境來看，第三波民主化國家普遍面臨兩個不利的外部條件。首先，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對民主體制產生極大的箝制與扭曲作用，非常不利於民主體制的正常運作。哈佛大學教授羅德瑞克（DaniRodrik）曾提出的「世界經濟無法迴避的難解三角習題」(the inescapable trilemma of the world economy)，他的分析架構已經點出高度全球化必然削弱主權國家的管轄權與自主地位，主權地位的削弱也就意謂著以國家為單元的民主體制被裹上一層層的緊身衣。選舉產生的政府必須服膺於超主權機構的管轄權、遵守國際經濟協議或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下的條約義務，以及接受所謂全球市場力量的節制。將他的分析架構推到極致，美國在過去三十年在全球打造的高度自由化經濟秩序，必然意謂著民主體制逐漸空洞化，民選政府逐漸失去維護與保障公民經濟社會福祉的能力。
其實，羅德瑞克的理論還是過於理想化，他僅僅指出了超主權機構與跨國資本已經取得支配各國公共政策的結構性權力，還尚未考慮到這些跨國富豪階級、跨國企業經英及其利益代理人可以進一步收買各國政客與知識菁英、操控新聞媒體、並全面滲透學術與思想界，以確保他們的絕對支配地位。
從寬廣的歷史角度來看，第三波民主從一開始就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綁架。過去三十年市場化與民主化結合成一個連體嬰兒，這是所有新興民主面臨的最根本性結構障礙。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與自由化就意謂著勞工群體與中產階級不可能透過民主機制改變他們的不對等經濟地位，因為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不斷在加速掏空國家的社會保障與重分配職能，也全面削弱政府引導經濟結構轉型的能力。因為政府受制於全球市場力量與跨國行動者的強大節制，民選政府面對社會裡面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分化，稅制不公、薪資長期凍結、社會流動停滯，能夠著力的地方卻非常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