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客觀的歷史條件來看，台灣的民主發展的確不是沒有機會在華人社會、東亞地區乃至於全球樹立一個優質民主的範例。台灣仍享有一些特殊的有利條件，台灣有為數眾多的中產階級、城鄉與貧富差距均較其他開發中國家小，選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高，國家官僚機構的素質較高，民間社會活力蓬勃。也正因為如此，社會大眾對於民主治理的品質，也會用較高的求標準來要求，來檢驗我們政治體制以及朝野菁英的作為與表現。
坦白的說，臺灣的這些有利條件並沒有促成優質民主在這個島上落地生根。亮麗的國際民主評比並不能掩蓋臺灣民主發展在現實上面臨巨大的困境。其實，公元2000年大選之後，一個盤根錯節的支配性政黨體系驟然崩解了，自此台灣就反覆陷入嚴重的民主治理危機。從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始，台灣民眾就深深的感受到，他們尚未享受到政權輪替帶來的民主改革紅利，卻飽嘗政局動盪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惡果，同時新的金權政治弊案還不斷湧現。這些年來臺灣的經濟邊緣化問題愈來愈嚴峻，產業升級的瓶頸始終難以突破，國內投資意願長期低迷，許多民眾更感覺到民主體制無力回應當前台灣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各項重大挑戰，也無法許人民一個可期待的未來。
這二十年來，臺灣民眾對於民主治理品質的失望，以及與對臺灣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期，導致社會出現信心危機，各階層都瀰漫著迷惘、失落、與挫折感。尤其是面對中國大陸在習近平時代快速躍登世界領導大國舞台，並在全球進行全方位戰略佈局，包括啟動「一帶一路」倡議以圖深化「南南」合作與打造歐亞大陸經濟一體化、開辦「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與「金磚新開銀行」、藉助G20平台推進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利用「金磚五國峰會」引領新興市場國家共同推進更穩定、公平與包容的國際經濟秩序，這些發展完全超出臺灣政治人物的想像，朝野上下不知所措，更讓臺灣民眾普遍感到彷徨無助。
同樣令人憂心的是，民主治理危機也動搖了台灣民主體制的正當性基礎。胡佛院士與我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在過去二十年所累積的大量經驗證據顯示，臺灣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優越性的信念不斷鬆動，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內主要機構的信任度更是滑落谷底。
在公元2000年政權輪替之後，台灣民眾對於民主制度優越性的信念，也就是說對於民主正當性的信念，首次出現了明顯的鬆動跡象。我們在1999年年中進行全島性調查時，有55%的受訪者同意「無論怎樣，民主體制總是比其他政府體制來的好」這種意見，到了2001年年中所做的調查，只有45%的民眾同意這種看法，在短短兩年內下跌了10%（參見圖一）。在2001年，民眾回答「在有些情況下威權政府比民主體制來得好」或「對我而言，民主體制與非民主體制都一樣」分別是26％與29％，兩項合計高達55％。到了陳水扁的第二任，臺灣民眾開始比較適應「分裂政府」的朝野對抗局面，民主信念的水準稍微回升到50％，到了馬英九第一任更逐步恢復到53％。但到了他第二任的後半期出現，由於頻湧現發社會抗爭，以及爆發太陽花學運，我們在2014年中再次進行民意調查，卻發現臺灣民眾的民主信念的水準又跌落到47％，而對於民主體制優越性抱持懷疑或無所謂態度的民眾合計高達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