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七五到二○一七年間，美國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GDP）、也就是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後的經濟規模──大致從五點四九兆美元成長到將近三倍的十七點二九兆美元。在此期間，生產力成長了大約百分之六十。但從一九七九年以來，絕大多數美國勞工的實質時薪基本上停滯不前，甚至不進反退。換句話說有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一小撮菁英擷取了幾乎經濟成長的所有果實。這是因為他們的生產力比起其他社會成員要大上很多的關係嗎？
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曾主張誰會說故事，誰就能統治世界。他最偉大的作品《理想國》（The Republic）在某個程度上是一本指南，一本告訴人該如何教育理想國領袖──「保護者」（the Guardian）──的指南。而我的這本書，質疑的是關於那些老生常談、現代資本主義中的財富創造者；質疑的是哪些經濟活動具有生產力，哪些不具有生產力；這本書既在質疑價值創造從何而來的故事，也在質疑這些故事是如何發揮其影響力，讓少數人得以以價值創造之名，萃取不成比例的經濟價值到自己手裡。
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故事背景或許不同──主角有的是金融業、有的是大藥廠，有的是科技業巨擘──但他們自我介紹的臺詞都如出一轍：我在經濟體裡是格外有生產力的成員，我從事的活動可以創造財富，我勇於承擔高風險、所以我值得比單純受益於活動外溢效應者獲得更高的所得。但萬一到了最後，這些說法被證明了只是故事而非事實呢？萬一這些話術被創造出來，只是為了合理化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只是為了讓少數人能說服政府與社會他們應該大口吃肉，其他人只能喝湯吃渣呢？
二○○九年，洛伊德．布蘭克范（Lloyd Blankfein）以高盛執行長的身分宣稱「高盛人放眼全球是最具生產力的一群」。但就在前一年，高盛才在一九三○年代以來最嚴重的金融與經濟危機中難辭其咎且責任重大，美國納稅人必須皺著眉頭掏出一千兩百五十億美元來為其紓困。有鑑於這家投資銀行不到一年之前的慘烈與拙劣表現，布蘭克范還能把這種鬼話說得臉不紅氣不喘。在二○○七年十一月與二○○九年十二月之間，高盛一共資遣了三千名員工，獲利也一落千丈。高盛與若干同業遭到了罰款，但罰款金額相較於日後的獲利，實在很難說是有多高：高盛被罰了五點五億美元、摩根（J. P. Morgan）被罰了二點九七億美元。而高盛後來的獲利，有一部分正來自於他們──與其他投資銀行跟避險基金一起──厚顏無恥地做空那些他們一手創造出來，而且還鬧出這麼大亂子的各種投資產品。
雖然不少輿論呼籲要對造成危機的銀行施加懲戒，但最終並無銀行家遭到關押，相關改革也幾乎沒有影響到銀行持續靠投機獲利：在二○○九與二○一六年間，高盛以兩千五百億美元的營收淨額，達成了六百三十億美元的淨利。光是二○○九年，高盛就創下了一百三十四億美元的獲利。雖然美國政府拿納稅錢拯救了銀行體系，他們卻沒有膽子去要求銀行為自己的高風險行徑付出一筆費用。能夠把錢拿回來，對銀行來說真的是令人開心的事情。
金融危機不是什麼新鮮事，但要是將布蘭克范的大言不慚回推到半個世紀前，就不是那麼常見了。在一九六○年代之前，金融業並未廣泛被認為是經濟體中「具有生產力」的一員。金融業此時的重要性，被認為是在於轉移既有的財富，而非創造新的價值。事實上，當時經濟學學者堅信金融業扮演的只純粹是輔助的角色，以至他們甚至沒有把包括收受存款與放出貸款在內的大部分銀行業務，列入經濟商品與服務價值的計算裡。當時金融業只能以「中間投入」（intermediate input）的身分，悄悄計算入國內生產毛額（GDP）裡，代表銀行在當年只是各產業中的配角與助手，真正的價值創造者另有其人。
到了大約一九七○年前後，事情開始有了變化。國民會計──用統計學來呈現出經濟體規模、組成與走向的工具──開始將金融業納入GDP的計算，讓金融業也開始對經濟體中的商品與勞務總值有所貢獻。伴隨會計上的這種改變，金融監理的自由化也與其他發展一起讓管制變鬆，由此銀行能借多少錢出去、能收多高的利率，還有能賣的金融產品有哪些，都變得較有空間發揮。集合起來，這些變動會從根本上左右金融業的行為模式，並提升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力。金融業不再是個老成持重的行業，反而變為優秀人才想一躍翻身的龍門。事實上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推倒之後，東歐部分的頂尖人才就跑到了華爾街工作。金融業自此壯大，自信也不可與過往同日而語。他們開始肆無忌憚地透過遊說來增進自身的利益，並對外宣稱金融業是財富創造中不可或缺的一塊。
時至今日，事情已經不再只是金融業大或小的問題，也不再只是金融業成長如何超車非金融業（如工業）的問題，而是金融業對經濟體中其他成員的行為會產生何種示範。要知道，非金融業裡有很大一部分都已經出現了「金融化」的情況。金融操作與催生出的心態，瀰漫在產業之間，於是企業經營者會選擇把高比重的獲利拿去實施庫藏股，這可以炒高公司股票、股票選擇權與高階主管的身價，而不會把錢用於投資公司的長遠未來。美其名說這叫價值創造，但事實往往相反，如同金融業內部的常態──價值萃取才是這種行為的本體。
但這些關於價值創造的故事，不是只發生在金融業。二○一四年，大藥廠吉利德（Gilead）把會危及性命的Ｃ型肝炎新藥「夏奉寧」（Harvoni）訂價在三個月的療程要九萬四千五百美元。吉利德堅持說訂價這麼高，是因為此一療法對醫療體系具備「價值」。曾任輝瑞大藥廠研發主管的約翰．拉．瑪提納（John La Mattina）則說特殊藥品（specialty drug）的高價之所以合理，是因其對病患跟社會整體有很大的助益。事實上，這等於把藥價連動到若不治療或只用次好的藥進行治療，該疾病會引發的社會成本。藥業稱這種作法是「價值基礎訂價法」（value-based pricing）。這套說法遭到了抨擊，而批評者提出的反證是有個案研究顯示，癌症藥品的價格與其產生的助益之間，並無可觀察到的相關性。在www.drugabacus.org上有一個互動式的計算機，可以在上頭根據癌症藥品的價值屬性（患者壽命的延長、副作用等）建立起「正確的」藥價；而以此計算出來的結果顯示多數藥品的合理價格，都遠低於現行的市價。
但藥價還是降不下來。藥業的價值創造話術似乎成功抵銷了批評。事實上，西方國家的醫療成本之所以居高不下，有很大一塊無關乎醫療行為本身。要理解這件事並不難，看病費用高昂就是因為有這樣在萃取價值的藥廠。
＊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是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創新經濟學與公共價值教授，並於該校身兼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 Public Purpose）的創院院長。也是英國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與義大利國家科學院（Italian National Science Academy；Lincei）的特選院士。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