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不能責怪楊金龍，這次事件暴露了央行「偉大領袖」組織文化的病灶。前任總裁彭淮南在位20年，取得總統蔡英文信任，對國家做出重大貢獻。
彭總裁巨大的身影，卻也使得專業政策討論窒息，應該匯聚國家頂尖經濟與金融頭腦的央行理事會，因缺乏足以與總裁論辯的成員，淪為總裁個人決策的背書者。楊金龍上任後，理事會討論空間雖有改善，但礙於理事成員的結構問題與主席主導性仍強，理事會專業化仍亟需改革。
彭淮南上個月在台北永康街的社區活動，向國民黨立委賴士葆斥責副總裁陳南光「扯後腿」，將專業論述視為「搞不清楚狀況」。彭淮南習慣將討論央行政策的聲音都視為負面，退休後仍然保留辦公室，且天天上班、巡視辦公室，親自指點後輩，正是偉大領袖組織症候群的病徵。
而歐美先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理事會或組織內，都是積極鼓勵多元的政策研究。美國聯準會能在危機爆發的第一時間，就推出違背傳統智慧、卻立即見效的救市政策，都可看到聯準會前主席葉倫（Janet Yellen）、柏南克（Ben Bernanke）等人對於「反骨議題」長期反覆研究的功力。
台灣早年曾經有過「蔣王論戰」，在央行前總裁俞國華任內，各界也曾熱烈討論匯率升值議題，及央行歷任總裁梁國樹、謝森中、徐遠東時期，看似紛亂的多元辯論，不僅培育出一代優秀的經濟學家，更鋪墊了彭淮南崛起的沃土。
目前台灣的總體經濟議題甚多，匯率升值、房市熱炒、外匯存底的運用、現代貨幣理論的實證、甚至台灣央行獨步全球、成為第一納稅大戶政治責任，都是影響全民福祉，值得多元探討的關鍵議題。
央行內部局處、理監事會議、行外學者的反覆辯證，是培養專業人才、確保決策品質的必要工作。這次打擊炒房的決策，最終在高度政治壓力下瞬間轉向，暴露央行決策機制的盲點是小事，擺脫偉大領袖的神話，才是執政黨及央行團隊最該正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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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乾隆來（紐約大學金融碩士， 曾任金控公司副總經理）
責任編輯／林彥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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