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否決中天新聞台換照申請，中天聲請假處分遭台北高行政法院駁回，儘管此案仍可上訴，而行政訴訟程序依舊可以進行，但距離執照「大限」僅有三天，即使中天再抗告，幾乎都無法挽回在十二月十一日最後時程（暫時）熄燈的命運。
北高行的裁處是拆解了中天換照引爆的新聞自由爭議？還是炸開另一口更大的鍋？或許見仁見智；但是北高行的裁定駁回中天假處分聲請的理由，顯示司法對保障人民權益的重視遠低於對行政機關裁量權的保障，也顯示司法媒體的疏離，諷刺的是，因為這樣的疏離，反而為中天開了另一扇窗，尷尬的是，這扇窗是NCC所不容的，中天若「奉司法之命」，在中天綜合台或娛樂台播報新聞，NCC管是不管？罰是不罰？若要管要罰，中天能拿北高行這份裁定書做為「免死金牌」嗎？
逐一檢視北高行駁回中天聲請的理由，第一，根據《衛星廣播電視法》，衛星電視事業換照採「許可制」，至於NCC處分在保障閱聽人權益與新聞自由的衝突，仍待行政訴訟進一步調查與判斷，聲請人（中天）的理由不能論斷該案勝訴的「高度蓋然性」；中天的聲請理由是否具有充分說服力，就算說服了社會大眾，也未必能說服法官，這是司法的現實，但是，法官若以「不確定勝訴之高度必然」為理由，豈不是另一種「心證」？因為未來敗訴機率也不低，所以此刻假處分沒有意義？不只是對中天，還有未來各種假處分聲請案，是要求聲請者要有足夠的「勝訴蓋率」才能提出？若不能確定勝訴機率者是否即為駁回？
第二，北高行認為NCC原處分並未對中天造成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理由是「六年換照」明定於衛廣法，聲請人理當充分了解，包括其投注的人事或建置費等等，因此否決換照並不是「通常性損害」，簡單講，但凡經營有線電視者都要像買股票一樣，投資有賺有賠，換照有准有不准，經營者（投資人）要自負風險，法官大概不理解經營電視台要多大的資金與人員為後盾，這形同告訴衛星電視經營者，有照六年期間不是抱執政者大腿，就要抱NCC大腿，以確保不會因為政治立場或政論辛辣而被否決換照？
除此之外，北高行還認為即使中天新聞台被否決換照，但不表示該新聞台不能以原有人員和設備，繼續製作節目，並在中天仍持有的綜合台與娛樂台，繼續經營並營利，就算因此收入減少，或商譽受損，也非不得以金錢賠償或其他方式回復。意思是，行政訴訟若最終勝訴，還有國家賠償─全民賠付，是否合理？暫且按下不表，畢竟司法訴訟道阻且長；但法官認為新聞台人員可以在綜合台與娛樂台製作節目，這點的確並不違法，但却違反NCC要求各電視台提交的「營運計畫」。
想像一下，如果中天新聞台原有人員，全員轉進，即使不全部變更綜合台和娛樂台的既有節目，僅僅早、午、晚三節新聞時段，再加上把政論節目或社會內幕調查節目分別改置在綜合台和娛樂台的晚間時段，NCC能接受嗎？還是還要再審查一次綜合台與娛樂台的營運計畫？或者能否容許中天綜合台與娛樂台不變更營運計畫的情況下，製播新聞與政論節目？這會不會又成為NCC否決綜合台與娛樂台換照的理由？屆時，中天能否告訴NCC：「法官說可以」？中天只能接受法官裁定，但NCC會接受嗎？
第三，北高行認為新聞媒體屬全體國民的公共資源（社會公器），應受國家政策與主管機關依法監督，如果准許假處分，則衛廣法的監理規範形同具文，影響相對人（NCC）有效管理秩序之權能。很遺憾的，民主國家但聞媒體監督政府，未聞政府監督媒體之說，若此說成立，形同賦予政府行政專制之權，戒嚴時期對媒體的「特許管制」皆為合法合理，不只中天，但凡媒體皮都得繃緊了，否則說不準下一個「被監督」的就是你，報紙得嚴拒出版法復辟，網媒得抗拒數位發展部之設立，以防政府取得「依法監督媒體」之權。
此外，《行政訴訟法》開宗明義：「行政訴訟以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之合法行使，增進司法功能為宗旨。」保障人民權益在前，確保國家行政權合法行使在後，更重要的，司法做為民主最重要的三權之一，與立法權一樣，是制衡行政權的兩軸，而非護航行政權的兩翼，換言之，NCC能否達到有效管理之權能，不是行政法院應該關心或介入的，行政法院要考量的是NCC的裁處是否合理？是否危及人民權益？若把行政權之行使擺在人民權益之前視為合理，不只NCC，所有的行政機關依法的行政處分，人民還有喊冤救濟的可能嗎？
第四，北高行認為聲請人（中天）要求在假處分確定前，要求五十二頻道不能變更，屬系統業者或代理商與衛星頻道業者（電視台）私法上的法律關係，相對人（NCC）不能介入，換言之，頻道由市場（商業）機制決定，與NCC無關，中天以NCC為告訴對象是告錯了，如果此說成立，五十二頻道到底由哪家電視台進駐，NCC是不能插手的，中天新聞台打烊的同時，就是四路人馬各顯神通的開始，系統業者或代理商更換頻道遞補能不送件給NCC嗎？能告訴NCC：「法官說你不能管頻位」嗎？
有延續戒嚴體制管制精神的廣電三法打底，北高行自是有權駁回中天的假處分聲請，不過，駁回的四大理由，給NCC找的麻煩，遠比給中天找的麻煩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