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明表示，「我個人沒有做錯事，但我覺得作為其中一個成員，作為一個參與者，這是中國軍隊的一種恥辱。」他當時25歲，是第39軍的1名雷達兵。他在澳大利亞接受採訪時表示，「我們的部隊受到的教導是，我們不準朝學生開第一槍，如果我們朝老百姓開了第一槍，我們就得對歷史負責。」即使接受1周培訓，解放軍將領依然擔心軍隊奪取天安門廣場的決心有多大。
1位與軍隊有聯繫的前黨內研究人員在接受採訪時確認，存在1份由7名軍官聯署的請願書，呼籲領導層退兵。這名前研究人員名為張剛，當時曾試圖協調抗議者與政府達成妥協。他表示，請願書中寫道，「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
張剛說，軍中對戒嚴令的疑慮的擴散讓鄧小平等人非常擔心，以至於他們切斷很多所謂的「紅機子」（紅色電話）。高層官員本可以通過這種電話互相聯繫。但王東試圖利用自己的高層關係，組織軍隊內部人士表達不同意見。1989年5月，複印的請願書傳遍北京，但其來源和真實性並不清晰，因此削弱它的影響力。
據報導，就在請願書傳至北京各處之時，共有18萬至25萬名士兵從全國各地趕來實施戒嚴。雖然北京普通民眾進行反抗的舉動已經得到充分證實，但相關文件及採訪內容說明，荷槍實彈的士兵進入北京時，居民沒有感到害怕，而是奮起反抗，由此在部隊內部引發了沮喪、失望的情緒及謠言，這些都讓士兵們有所動搖。
當時，來自河南農村的士兵陳光只有17歲。他的部隊被學生圍了起來，在此之前，就是5月20日，他所屬部隊的1萬名士兵被攔在長安街上。他回憶稱，在3天的時間裡，疲憊不堪、孤立無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陽下緊握槍支，居民和學生給他們送來食物，並帶他們上廁所，還無時不刻地向他們灌輸軍人的正義事業，「就連上廁所都不會停，」陳光接受採訪時說。「一個人講累了講啞了，另一個上來繼續跟你講。」
報導稱，6月3日，保持克制的訊息被放棄了。一些當年的士兵表示，軍隊當天接到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價」在第二天清早奪回天安門廣場。根據1份記錄，有1個營的黨員在出發前的儀式上宣稱，「誓死到達天安門。」有些部隊的軍人用寫血書立誓的方式表決心。然而，根據現場士兵的描述和軍方的文件，這種虛張聲勢還夾雜恐懼和困惑，而後兩種情緒因抗命部隊可能會調轉槍頭的流言而被強化。
駐紮在山西省的第63集團軍的一份記錄顯示，「當時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現一些波動。」63軍是被調集實施鎮壓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態嚴重，心裡有些恐慌。有的感到兩次都沒法進去，對這次開進有些畏難。」李曉明回憶說，當39軍116師離開北京東部遠郊的臨時駐地時，他最大的恐懼是，他們部隊可能要打38軍，因為後者的忠誠度因徐勤先的抗命而有軍隊背叛的傳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