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8月26日）內蒙古教育廳傳達加強漢語教學的文件在內蒙古引起輿論波瀾，許多蒙古族學者和學生家長認為新措施令蒙古語言生存陷入危機。有人認為雙語教育的爭論涉及憲法規定的民族平等問題。
由於爭論涉及民族語言和民族平等的敏感話題，在社交媒體上的許多討論群組，甚至一些蒙古語話題的網站被關閉。內蒙古各地的許多學生家長和老師都受到有關當局告誡，要他們慎言。
8月26日內蒙古教育廳發佈了《全區民族語言授課學校小學一年級和初中一年級使用國家統編語文教材實施方案》。文件規定從今年秋天開學起，內蒙古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一年級開始使用全國通用的語言教材。在今後兩年逐步開始小學一年級的政治課和歷史課也開始改用漢語授課。
在7月份在內蒙古就已經開始風傳有關消息，引起蒙古族學生家長的不滿。不少蒙古語言和文化方面的專家學者開始在中國國家媒體發表分析和看法，指出新政策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教育界的消息人士說，可能是由於事情敏感，這次內蒙古教育當局僅僅口頭傳達了上述文件，而且不許與會者作記錄。
民族語言平等
在內蒙古雙語教育新政策的傳聞和爭議剛開始的時候，央視發表了一段內蒙古大學副校長，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齊木德道爾吉教授的視頻講話。後來這段視頻已經被取消無法看到。
齊木德道爾吉教授在視頻中闡述民族教育和民族團結關係，他強調內蒙古迄今為止的民族語言教育是成功的，並且委婉地指出，對現有的民族語言教育做不當修改會不利於民族團結。
7月份內蒙古大學的蒙古學專家央．特古斯巴雅爾教授在《蒙古文化周刊》上發表文章表達了不能改變內蒙古民族教育中的教學語言的意見。他的文章在網絡廣泛轉載後被屏蔽。
央．特古斯巴雅爾先從憲法關於多民族國家和民族平等規定的角度指出，加大漢語教學學時會削弱蒙語母語教育，違背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平等的規定。
另外他從語言學習的角度分析說，在小學一年級加強漢語教育時間，弱化蒙語母語教育，很難達到"雙語教育"的初衷，即培養出來的不是"雙語者"，而是有缺陷的"單語者"，或者兩種語言都不合格的"半語者"。
為了安撫民間表達對不滿，官方公布的新方案解讀文件強調，新雙語教育方案並沒有改變原來少數民族語言教學的課時，教材和體制。
"行之有效的做法"
幾位內蒙古雙語教育的親歷者對BBC記者說，按照一直以來的被他們稱為"一類雙語教學"的做法，他們在學校都是從小學3年級開始學習漢語，而且是教師用他們的母語向他們講解漢語。現在的做法是小學一年級開始學生使用全國統一的語文課本，用漢語教授。
他們認為"一類雙語"體制培養的畢業生一般都做到了蒙漢語兼通，而且這些人在走上社會或進一步深造過程中，得益於過去的雙語體制，許多人都更加容易地掌握了英語，和日德等第二外語。
他們擔心現在要實行的"二類"語言教學體制，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天增加一個課時的漢語文，必然導致包括母語在內的他科目課時減少。許多人在公開信中表示擔心，認為當局會逐步加重政治，歷史和其他的漢語授課時間，可能會讓蒙語授課生在升學考試中處於劣勢。
旅居德國的內蒙古人民黨主席特木其勒圖（席海明）曾經在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當過教師。他說那時候牧區學童也在學校學漢語，不過那時候是老師用蒙古語教授漢語，就像現在學生通過母語學習外語一樣。
語言自豪感
吉日木圖是一位受過雙語教育的公司職員，蒙漢語兼通，而且能說流利的英語和瑞典語。他對BBC記者說，現在呼和浩特，鄂爾多斯，烏蘭察布，錫林郭勒，呼倫貝爾等地方的學生家長都在進行串聯，寫聯名信向當局呼籲修改政策。
吉日木圖說許多學生家長都表示如果呼籲無效，他們會讓孩子在秋季開學時抵制入學。但是他說學生家長的聯絡活動已經受到警方的告誡和干預，一些人已經不敢發聲。
烏蘭察布市的一位退休的蒙語教師說，蒙古文字是世界上唯一的站立的文字（豎寫），是蒙古人的驕傲。最近內蒙古企業家巴特爾出資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向世界宣傳豎寫的傳統蒙古文字，受到所有關心蒙古語言文字人的關注。
他說內蒙古當局要草率修改蒙古語言教學多年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令人費解。這位退休教師認為，這可能說明當局對蒙古語言文字沒有給與應有的尊重，也說明他們低估了蒙古語當中包含的民族感情。
流亡海外的內蒙古人民黨主席特木其勒圖表達了更激烈的看法。他認為這是中共違反了自己對少數民族的承諾，逐步開始了對少數民族的文化滅絶。
1981：前車之鑒
1981年北京下發關於放鬆內地向內蒙古移民限制的"28號文件"曾引發內蒙古蒙古族學生罷課，抗議和進京上訪。特木其勒圖當時是那場學生運動的主要領導者。
他說當時的"28號文件"規定不得阻攔內地流向內蒙古的無計劃移民，而且強調在內蒙古不許成立"單獨由蒙古族組成的文化和學術團體"。
特木其勒圖認為"28號文件"之所以讓他們那代對文革整肅有記憶的學生能夠走上街頭抗議，罷課，進京上訪，是因為當局的政策又揭開了文革時期留下的傷疤，讓他們看到民族平等政策被踐踏。
在19967-69年內蒙古發生的"挖肅內人黨"事件，在蒙古族人口中造成大量傷亡。"挖肅"加深了民族矛盾，許多挖肅倖存者仍然未擺脫受迫害的陰影。旅居日本的蒙古族學者楊海英在《沒有墓碑的大草原》書中通過大量採訪和第一手資料記錄了那段歷史。
特木其勒圖說，1981年的運動雖然被壓制下去，他本人也因此開始了政治流亡生涯，但是1981年的學生運動是在文革"挖肅"後再次喚起了蒙古族的維權意識，在延續民族主義情緒方面是個里程碑的事件。
他認為在網絡輿論和自媒體發達的時代，當局很再像1981年那樣控制不滿輿論擴散。如果當局不顧蒙古族民眾反對，強行推行"不得人心的語言政策"，這次很可能會再次形成一個里程碑事件，再次造成內蒙古的民族主義情緒復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