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汪老師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在許多問題上毫無原則，「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講」，事實上不需要如此大驚小怪。應該直接說戰爭年代在血海火雨中滾大的中國共產黨，當時最重要的鬥爭方針是「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做」。共產黨人所謂的愛國，首先還得要計較愛的是哪個國。倘若對自己的前途不利，假如是蔣介石領導的中華民國，寧可甩開民族大義直接便宜英國人。
台灣作為與中共長時期以小搏大的玩家，是否要在道德上譴責對手還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應該要特別注意的是，怎麼從這樣的史實上理解認識我們的對手，具備怎樣的性格。有了這種認識以後，對於現下北京把中英聯合聲明當成一件過時的文物，只合該收藏於歷史博物館的態度，就一點都不令人覺得奇怪了。
前面這個故事描述的是中國共產黨在手段上的靈活性，汪老師找到的另一段史實，就非常值得台灣人民關注，關係到中共在原則上的堅定性。汪浩在本書中特別側重描述了蔣介石在聯合國內，最後為了留下是同意採取兩個中國原則的。這與在台灣很多獨派的朋友都指責蔣主張漢賊不兩立，只能退出聯合國的說法相左，但汪浩的說法事實上卻真的合於史實。蔣當然希望可以竭盡所能留在聯合國內，名器上的調整當然是必要的犧牲。但是很不幸的是，這次換成毛澤東堅決反對。
1956年9月30日也就是在大名鼎鼎的萬隆會議後，毛澤東與其在東南亞的重要盟友印尼總統蘇卡諾會談。在這場會談中明顯看得出來，是努力在為某方當說客的蘇卡諾，主動對毛提到了兩個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並且力勸毛接受兩岸並立於聯合國的方案，哪怕作為暫時過渡方案也好，允許台灣留在聯合國內，讓中國盡早加入聯合國。這場談話內容後收入毛選，題目是「關於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
身經百戰的毛澤東當然聽得出來蘇卡諾此問的意圖，到底是在為誰當說客。雖說毛最後還是很禮貌地說「我們是好朋友」結束此次會談，但中間卻明確地告訴了蘇卡諾，以及他背後請他來投石問路的人，這件事情沒得商量。
毛說：「我們要借這個題目做文章。如果聯合國裡有臺灣的代表，我們一萬年也不進去。」
蘇卡諾到這時還不死心地問毛:
「那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蔣介石就要退出，沒有臺灣代表的地位。」
毛斬釘截鐵地答稱：對。
換言之，不論當時蔣採取任何動作，都無法動搖毛矢志把台灣趕出聯合國的決心，15年後終於達陣。
在中國的具體實力已經千萬倍於毛澤東時期的今天，回顧這兩個為汪老師的說法作印證的故事，是台灣人民不論對國家的期待定位未來走向為何，都必須更理性冷靜地面對，這個橫亙在我們面前的強大對手，並且思考我們將要走下去的道路。
這正是回顧這段意外的歷史，所能帶給當代台灣人最重要的養分。
*作者為台大國發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