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條交錯軸線，一個中心主題
縱貫卡普蘭《地理的復仇》，有四條相互交錯的軸線，分別是地理、歷史、陸權、海權。四條軸線上密布著理論的透視、史家的智慧，和旅人的見聞。從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到西緣的歐洲、地中海，再到歐亞東緣的中國、南海（卡普蘭稱為亞洲的地中海），同時沒有遺忘強大的離岸制衡者美國，與可能的「終極樞紐」印度，卡普蘭做到綱舉目張，同時又能平衡地照顧到所有重要的強權與事件細節，這些不勞筆者贅言，應由讀者自己品味。
四條軸線中間有一個中心的主題，同時也是一個哲學與歷史上永恆的難題：決定論vs.自由意志。乍看之下，地理的「復仇」正顯示國家在地圖上的恆久位置，代表冷戰後一波對「終結論」、「民主和平論」的反撲。在這個貫穿所有章節的主題上，卡普蘭處處部署重兵。在代表人物方面，決定論一邊是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領軍，史派克曼（Nicholas J. Spykman）、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據守各個關隘據點。而力主用自由意志克服地理的一邊，則是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領軍，後面有威爾遜（Woodrow Wilson）、康德（Immanuel Kant）的聲援。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馬漢（Alfred T. Mahan）、柯白（Julian Corbett）等人，則從戰場的舞台出發，在地理的條件下，竭力展現自由意志的極限。
越南vs.慕尼黑
決定論vs.自由意志的張力不僅透過思想家、政治家與戰略家來較量，卡普蘭還布置了兩齣歷史大戲，用案例展示雙方不分高下的雄辯。越南案例處處顯示樂觀的自由主義強權無視地理與歷史的誡命，迷信象徵普世價值必勝的空軍優勢，盲目干涉招致慘重的失敗。這樣的教訓，在冷戰後諷刺地變成自由派對新保守派（Neoconservatism）迷信單極優勢，無視地理現實，肆行干預中東的批判論據。歐巴馬總統從混亂的伊斯蘭世界抽身，展示著自由派的智慧。
相對地，張伯倫（Arthur N. Chamberlain）謹小慎微的現實主義，使慕尼黑變成姑息主義的恥辱，造成更嚴重的悲劇。慕尼黑教訓，在冷戰後卻變成保守派批判自由制度主義姑息中、俄崛起與「邪惡軸心」（Axis of Evil）橫行的標語。圍堵俄、中，改造中東政權，成為保守派比自由派更奉行普世價值的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