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的影響遍及全球，「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香港電影」這句話就彰顯了港片在華人世界的地位，港片也成為華人集體記憶。1970年代末至80年代，一批從西方留學歸國的新銳導演如徐克、許鞍華、嚴浩、譚家明、方育平等，帶著新的理論及視角，重新檢視香港社會的陰暗面，掀起香港電影的「新浪潮」。此時的作品如許鞍華的《瘋劫》、譚家明的《烈火青春》等承繼西方電影的美學與批判，控訴政府的暴力、揭露社會問題，開創往後香港電影20年的格局。
90年代則是港片的黃金時期，每年生產的港片超過200部，然而97年香港面臨亞洲金融風暴來襲，緊接著又爆發SARS疫情，電影遭逢重創。2003年香港電影從業人員從巔峰期的2萬人減少到不足5千，每年產出不到百部片。
中國市場吸引力 抹煞香港電影創意
為了挽救香港低迷的景氣，香港電影憑藉2003年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進入中國內地不再受進口電影的配額限制，中港合製的電影也被視為中國自製電影。13億人的市場帶來了龐大商機，中港合製片數量也成長了３倍，香港一流導演如徐克、陳可辛等人也紛紛踏上內地。為了打入中國市場，電影的內容就更遷就中國的尺度與口味，香港電影與港人的疏離感也愈來愈強。
中國電影需求急遽擴張，令亞洲甚至全世界的電影市場出現大轉變，無論是市場收益或資金來源，中國都是香港電影的主要出路。中國市場的強勢奪走了香港電影的特色，電影人才外流也使香港電影出現世代斷層。以《一念無明》榮獲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的香港導演黃進，在接受美國娛樂雜誌《Variety》訪問時說：「要找出香港電影未來的出路，我們必須思考香港電影的定位。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電影相比，我們的強項是什麼？」
香港「新新浪潮」導演創作回歸本土 放眼全球
近來，有愈來愈多香港導演將焦點回歸本地，抗衡過度商業化的中國市場。如《桃姐》、《春嬌與志明》、《寒戰》、《一念無明》、《十年》、《踏血尋梅》、《點五步》、《樹大招風》等等，皆是主打香港製作，以港人故事為主軸，將香港面臨的強大社會壓力轉化為影像。
黃進表示：「我們觀住電影的社會面，電影在壓抑和絕望的社會中成為表達的管道，對我們來說，讓更多的人聽我們的故事比什麼都重要」、「現在，與其只看向中國市場，我們更應放眼全球，對全世界的觀眾講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