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隨著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增加可以促進其政治體制改革，讓大陸從中共一黨專政邁向民主政體，然而以目前的發展趨勢而言，這樣的說法有待商榷。就筆者的觀察，隨著大陸經濟的高度發展，中產階級的人數增加，專制政權反而更加鞏固。
之所以會如此，大陸獨特的『政左經右』，即政治威權，經濟自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最早的一批中產階級就得益於這樣的體制。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原本就與政府關係匪淺的人利用官營企業改革之機會，以計畫經濟的價格取得特定的企業或產品，再以市場經濟的價格賣出，短期內獲得了巨額的財富，其下一代也在這樣的基礎上快速發展，歐美國家的富豪五十歲才賺到的財富在大陸很多人三十歲出頭就能達標。
雖然隨著大陸經濟持續市場化，越來越多的人能在一定程度上靠著自己的努力創造財富，但他們的致富也依然與中共的一黨專政難分難捨，很多時候得益於特定的政策或特定官員的庇蔭。而且在大陸，政治人物對商人的影響十分顯著，當你的企業大到一定程度，官方就會介入，即使你不願意也得掛靠於特定的政治人物之下，這也是為什麼大陸最近大力反貪，不止貪官落馬，連一批商人也跟著倒下，因為這些商人後面的保護傘沒了。因此吾人可知，在大陸要成為中產階級，緊跟著官方的腳步是一個重要的原則，故中產階級的增加，反而使得中共的一黨專政更加鞏固。
其次是中共的黨國機器的控制力實在太過強大，每一個行政組織都有相應層級的黨組領導監管，上從國務院下到街道辦事處及村委會都是如此，而稍有規模的民營企業不止要在政府註冊，也要自行組成黨支部接受黨的指揮，簡而言之，社會上的每一個組織及每一個個人都在中共監管的網絡之上。因此在大陸，民間無法形成強而有力的反對勢力，所有的反對力量都是孤立的，無法有效整合。中產階級或許對中共有所不滿，但是他們也擔心若沒有中共，自己的財富與生活可能更加沒有保障，這也是為何當局的維穩說在中產階級聽起來或有幾分道理。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資訊能夠更快速的傳遞，但當局也沒有在這波科技浪潮中缺席。他們在對社會牢牢控制的基礎上配上更尖端的科技來對資訊加強控制。舉例而言，大陸最流行的社交媒體如微信與微博都採實名制註冊，而這些民營企業的的營運後台又與國家安全部門相連，因此誰在特定的時間發表了什麼言論或圖片當局都一清二楚，當黨覺得任何資訊可能危害到其威信，都能迅速揪出發表者，在寒蟬效應下，很多人都不敢在社交媒體上談論政治，因為可能幾個文字就讓他們身陷囹圄。 （相關報導： 侯立藩觀點：在資訊不對稱的環境裡抗議達賴喇嘛，中國海外組織有事嗎？ ｜ 更多文章 ）
在這樣嚴格的資訊控制之下，導致很多大陸人連大陸境內在發生或發生過什麼事情所知甚少。大部分年輕人對1949-1978年所發生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飢荒及文革所知都非常有限，對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大屠殺及當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名字更是一無所知，也對近年來眾多指標性社會案件一無所知，當然他們也對陳光誠被長期軟禁及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肝癌末期一無所知，對境外有美國之音及自由亞洲電台等媒體一無所知。有人辯稱，中共當局早已否定文革，誰說文革不能討論？是的，中共當局否定文革是以官方的形式替文革定調，超出特定範圍的研究與討論依然不能自由展開，當局定調的作法翻成白話文就是『我們已經說是錯的，你們就不准再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