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緬因觀點：下班後沒有派對，那就來練團吧

這種生產政治下的音樂，不再只是一條魯蛇透過唯心的歌詞嘶吼，而是魯蛇們共同「在現實空隙中做音樂」的物質經驗，展現了他們生活方式的選擇。

儘管在近兩三年特定圈子內，「草東沒有派對」早已被無數評論描述為「迅速躥紅」、「橫空出世」等等，且首發專輯也已賣到超出許多「流行音樂」銷量，更在這種口碑傳播下，現場演出賣到被樂迷戲稱為「草東沒有票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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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而厭世的「魯蛇之聲」

因此也並非不能想像，開票之夜所產生的廣泛熱議，參與者包含各方樂迷、反樂迷（haters）、文化工作者、評論者與產業人士等，這些議論尚稱不上論戰，但就像每年的各種藝術類獎項頒發，人們總希望將其背後所代表的含義做申論，盼能將這些音符與它所飄蕩的時空扣連，做某種意義上的扣連。

有人說，「草東沒有派對」所吟唱的虛無而厭世的「魯蛇之聲」，是一種（或隱或顯地以五月天做為對照組）世代交替、是音樂所含時代精神的典範轉移。這個論述方向有其道理，只是一個樂團／樂手所唱出的心聲如何成為、甚至代表某種社會變遷的心聲，這個機制尚需更細膩而具體的闡述。另亦有人說，放眼流行樂壇，難以看出年輕一代的音樂人，都是朝向這個路子在走的。若說「草東沒有派對」獲獎具有某種世代交替意涵，頂多只能代表「評審組成」也許正在進行世代交替，於此之外，擴及於更大範圍的解釋，將失諸幻想臆測。

在此，我要再次不厭其煩地，提起簡妙如的文章〈台灣獨立音樂的生產政治〉。在年復一年的感嘆、狂喜與吵架中，我們當然理解，金曲與否、最佳歌曲與否，實在是具有高度機遇的事，用這樣稍帶學術氣息的眼光去看待，大概有些嚴肅。

不過我想一直提及這篇文章，不只是它的描述接起了上述巨觀、微觀視點間的距離、符合筆者自身所見所聞，更因為從〈島嶼天光〉、〈不要放棄Aka pisawad〉到今年的〈大風吹〉，雖然都具有某些「獨立」的音色，卻再沒比〈大風吹〉更能呼應〈台灣獨立音樂的生產政治〉一文的內容了。

這個界定下的獨立音樂，有其傳承與模仿，只是做為歷史的後進者，那些反叛的、憤怒的、自毀的乃至反璞歸真的，都已經有人唱過了。然而，當代的獨立音樂，有了與過去最為不同的新變數，就是因為經濟環境變遷所新生的「生產政治」，它是無數「尚未成為音樂人」的年輕人，在生活與物質中掙扎，勉力在數個職場間流連，掙扎著在下班後一息尚存之時，找人練團、勉力用低成本拚出幾個錄音檔的過程。

這種生產政治下的音樂，因而不再只是某種個人式的、特定心聲的傳達，而是將這個時代音樂生產面貌灌注於作品中。它不再只是一條魯蛇透過唯心的歌詞嘶吼、而是魯蛇們共同「在現實空隙中做音樂」的物質經驗，展現了他們生活方式的選擇。

身邊皆玩團，少有成為全職樂手者

根據幾年前的估計，在台灣有原創作品、且可以表演的樂團，保守已達上千團之譜。這幾乎讓年輕人身邊都有幾個「玩團的朋友」，卻也少有成為全職樂手者。有些人身兼多職，或隱身廣大的三六五行間，白天大家各自有不同的場域和挑戰，晚上則在各個角落做著同一個音樂夢、甚至互相代打、掩護，因而創造出一個非常具有社會基礎的共感。

這種生產政治邏輯，也不只局限在獨立音樂。從《端傳媒》提出「斜槓青年」概念，到前幾天讀到對於《台北物語》演員張哲豪的專訪：「……他的正職是廚師，工作的餐廳員工有八成都是演員……留在餐廳是為了生計，也是為了演員夢：『如果有演出，大家比較願意互相調班。』張哲豪不是特例，苦熬等機會的演員群聚在大台北地區咖啡館、餐廳當兼職，『就連得過金鐘獎的學妹也得這樣打工養活自己。』」這世代的各個創作領域，大抵都呈現同樣的風景。

產生集體且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而從這個角度，就可以瞭解草東所引發的「共感」來源，因為這些頗具社會統計意義的人所做的音樂，不只是在同樣的心情下創作出來的，也是在同樣的日子與方法中創作出來的。草東也經歷過要借人、換人、代打等圈內通稱為「軋團」的階段，當然整個想像中的音樂共同體，也因為這樣物與人的交流，產生集體且具有代表性的聲音。

草東仍是相對幸運的，比起其歌詞敘事的消極氣息，他們也有著成熟、具生命力且深謀遠慮的製作人，在面對產業結構變遷的挑戰與捕捉時代的心聲間，取得中庸的平衡。

「我想要說的／前人們都說過了／我想要做的／有錢人都做過了」，但是反過來說，「我正在掙扎的，這些人都還沒掙扎過」。如何將這種具有一定人口基礎的共感，轉化為創作資本、面對市場卻又不失世故與靈活，這是他們成功之處，或許也就是這個世代將要解開的新題目。

＊作者為音樂工作者，同時現任民進黨媒體創意中心主任一職。本文原刋《新新聞》1582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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