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萬居的情形也類似，《公論報》在組黨等議題上一直與《自由中國》唱和，最後也成為雷案的廣義受害者。《公論報》的經營在李萬居與雷震等人合作組黨後，顯得益發艱困，雖然比《自由中國》多撐了兩年（一九六二年停刊），但最後還是難抵客觀局勢。如果說當局對《自由中國》是「明抄」，對《公論報》便是採取「暗槓」手段。《自由中國》走入了歷史，《公論報》也退出了報業舞台。也約莫在這個時間點，國民政府不再核准新報紙的設立。（註2）此後，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元旦報禁解除，台灣社會經歷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高度言論管制期。
雷震案發生之前，像吳濁流這樣的知識階層，在保持噤聲（除了文學場域）之外，還對《自由中國》所代表的國民黨內自由派及其相關的外省知識階層集團的影響力寄予期望。因此，當雷震案發生時，吳濁流一度極為失望（吳濁流，一九八七：二二九）。其實在《自由中國》晚期，雷震及其筆陣同志的想法，已經從期待國民黨自我改革，逐漸轉向另組新黨來制衡國民黨。透過《自由中國》的言論，以及與本土政治人物合作組黨、南北串連，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啟蒙所產生的影響，即使在雷震被捕入獄後被迫轉入地下，卻並未停止發酵。
在二二八事件以及雷震案之後，都可以看到「選擇性傳統」的力量透過具主導性的文化霸權橫掃當時的社會。不過，在那個世代某些群體的「感知結構」中，那些被壓抑的因子與質素並未完全消失，而是轉為未竟的「殘餘」，伺機於未來可能的再度浮現。如同威廉斯所說，那些被保存下來的文化可以從幾近滅絕後又再度重生，或在完全被摒棄後又鹹魚翻生（威廉斯，一九七五：五二）。由於每個時代都有其具主導的「感知結構」，「選擇性傳統」就是在這樣不斷變化著的「感知結構」中進行運作。二二八發生前，台灣社會中的吳濁流式「感知結構」依然盛行，二二八之後這種吳濁流式「感知結構」隨著「失落的世代」的隱沒而沉潛；而李萬居式「感知結構」也從「半山」群體中被區分出來，逐漸與雷震式「感知結構」產生匯聚，而跟曾虛白式「感知結構」進行對抗。
一九六○年雷震案後，李式與雷式的合流，不敵曾式主流力量，在整體霸權的強大威勢下敗下陣來。但觀諸後來的發展，不論是李式「感知結構」、雷式「感知結構」或吳式「感知結構」，即使經過「選擇性傳統」強大力量的橫掃與碾壓，其所散落、殘留下來的許多碎片，仍舊成為開啟下一世代新興「感知結構」的重要因子與線索。
＊作者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