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一九六○年的雷震案，是戰後初期（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台灣報業發展的兩個重要轉折。後者也是本書之所以選擇一九六○年為斷代點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四五年終戰到二二八事件之前的短短一年多時間，日治時期即投入新聞事業或參與文化運動的台灣文化人，以《民報》、《人民導報》、《台灣新生報》為主要據點，活躍於台灣的報業舞台，包括黃旺成、林茂生、王添灯、王白淵，以及吳濁流等人。當時處在戰後百廢待舉、內戰一觸即發狀況下的中國，並不能提供剛回歸「祖國」的台灣良善的治理，而導致了二二八事件的不幸。二二八發生之後，由台灣本土報人經營，充分發揮自由輿論精神的報紙幾乎統統被迫關門，官營的《台灣新生報》也經過內部大整肅，讓包括吳濁流等一批日治時期養成的台灣報業精英全數退出了報業舞台。
本書以吳濁流為代表，從生命史的追溯，探究其「感知結構」樣貌，所呈現的雖然是個體的經驗，背後所欲對應的，卻是一整個與吳濁流有類似經歷的世代。也就是周婉窈所說的，在日治時期受過良好教育，日文、日語嫻熟，但從日治一夕過度到國府後，卻面臨文化脈絡喪失的那個「失落的世代」。如同吳濁流一樣，能在戰後繼續辦報、從事新聞工作者，多半都有漢文的根底，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與睽隔五十年的中國之間存在有許多的格格不入。
在第二章〈「感知結構」的「原生結構主義」方法論〉一節中，我們曾經提到威廉斯用來解釋文化發展的「選擇性傳統」這個概念。本章將嘗試將此一概念用在戰後初期台灣報業發展的特殊軌跡上。所謂的「選擇性傳統」，簡要的說，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傳統並不是客觀不變的，而是經由每個世代不斷的重新建構而產生的。在一個社會中，某些特殊利益會決定「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包括階級的利益、族群的利益、政權的利益等等。從二二八事件到《自由中國》雷震案，我們可以明顯看出某些「選擇性傳統」的運作方向。所謂「選擇性傳統」，不僅是不斷重新選擇有意義的歷史事件、歷史敘事，也是對過去歷史的重新詮釋，在「選擇性傳統」的運作下，會產生特定的歷史敘事方式，也可能將明明存在過的文化傳統加以拒斥或掩藏。
二二八事件後，「選擇性傳統」的運作，刻意忽略日治半個世紀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讓戰後成長的台灣人幾乎不認識這段才發生不久的歷史，甚至連「二二八事件」本身，都消失在經過刻意安排的歷史迷霧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些隨著「失落的世代」淹沒的歷史，既不會出現在新聞媒體上，也不會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各式言論中，更不會出現在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
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對來自國民政府的統治者而言，任何將台灣社會視為不同於中國社會（民情、文化），或應該等同於中國社會（享有相同公民權利），而可能危及統治權力的言論，都是有害的。事件前原本相當充分的新聞自由，一夕緊縮，但緊縮的對象只針對台灣本土報人，對於黨報、官報、外省來台報人、半山報人，辦報之門依然是敞開的。因此，《中華日報》發行了北部版（一九四八年），《台灣新生報》擴增南部版（一九四九年）；李萬居辦了《公論報》，林頂立、謝東閔辦了《全民日報》—兩者均屬廣義的半山集團；周莊伯、顧培根辦《自立晚報》，魏建功辦《國語日報》，朱庭筠辦《華報》，張友繩辦《台灣力行報》—三者均屬中國大陸來台報人。報紙的家數並未減少，甚至較二二八之前更多，但本土報業人士，卻幾乎從檯面上消失。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選擇性傳統」透過籠罩性的整體政治力量引導，在事關話語權的報業發展上，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註1）「失落的世代」從此消失於台灣的報業舞台，而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之間，讓人感覺彷彿這批一度極為活躍的知識精英從未存在過。「選擇性傳統」所發揮的力量著實驚人。
一九六○年的《自由中國》雷震案，則是「選擇性傳統」力量的又一次呈現。與二二八事件最大的不同在於，二二八事件是整個台灣社會的大動盪，言論自由被緊縮，只是其影響層面之一—雖然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層面；《自由中國》雷震案，則是專門針對新聞媒體所採取的鎮壓行動。雷震案發生的時候，國府在台灣的治理，已經透過一九五一年開始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消除了從日治時期延續到戰後的大地主階級勢力，另一方面穩定了基層的小農經濟。在外在條件上，韓戰爆發後逐步浮現的冷戰格局，讓台灣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也使得國府在對外關係上獲得更多籌碼，不必再如之前對美國民主派人士的批評多所忌憚。
當時，由蔣經國擔任蔣介石接班人的權力交接格局隱然成形，於是由他所掌握的政戰、情報系統，便開始掃除權力接班之路上的絆腳石，主張回歸憲政常態，公然反對蔣氏父子交班的《自由中國》自然首當其衝。由於日治時期養成的本土報人，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都已經噤聲，當時還能勇於挑戰國民政府種種不適憲、反民主作為的，除了隨國民政府來台的自由派人士，就是之前曾協助國民政府穩定對台統治的少數「半山」人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雷震，後者的代表人物是李萬居。
日治階段養成的台灣本土知識階層，在體察時事時，不免將過去的被統治經驗拿來作為評論現況的參照而有所批評。但像雷震這樣的外省自由派，則是「打著藍旗（指國民黨）反藍旗」，身為老國民黨員，他希望國民政府政權能夠好好延續，堅信唯有真正實施民主，才能確立政權立足台灣的合法性，對於國民政府僅願意象徵性的釋放出一點點民主，做做樣子的應付心態，深深不以為然。他這種超越時代的觀點，正好對立於當政者，在《自由中國》留下了許多擲地有聲的讜論，結果免不了觸怒當道，惹來牢獄之災。
李萬居的情形也類似，《公論報》在組黨等議題上一直與《自由中國》唱和，最後也成為雷案的廣義受害者。《公論報》的經營在李萬居與雷震等人合作組黨後，顯得益發艱困，雖然比《自由中國》多撐了兩年（一九六二年停刊），但最後還是難抵客觀局勢。如果說當局對《自由中國》是「明抄」，對《公論報》便是採取「暗槓」手段。《自由中國》走入了歷史，《公論報》也退出了報業舞台。也約莫在這個時間點，國民政府不再核准新報紙的設立。（註2）此後，一直到一九八八年元旦報禁解除，台灣社會經歷了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高度言論管制期。
雷震案發生之前，像吳濁流這樣的知識階層，在保持噤聲（除了文學場域）之外，還對《自由中國》所代表的國民黨內自由派及其相關的外省知識階層集團的影響力寄予期望。因此，當雷震案發生時，吳濁流一度極為失望（吳濁流，一九八七：二二九）。其實在《自由中國》晚期，雷震及其筆陣同志的想法，已經從期待國民黨自我改革，逐漸轉向另組新黨來制衡國民黨。透過《自由中國》的言論，以及與本土政治人物合作組黨、南北串連，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啟蒙所產生的影響，即使在雷震被捕入獄後被迫轉入地下，卻並未停止發酵。
在二二八事件以及雷震案之後，都可以看到「選擇性傳統」的力量透過具主導性的文化霸權橫掃當時的社會。不過，在那個世代某些群體的「感知結構」中，那些被壓抑的因子與質素並未完全消失，而是轉為未竟的「殘餘」，伺機於未來可能的再度浮現。如同威廉斯所說，那些被保存下來的文化可以從幾近滅絕後又再度重生，或在完全被摒棄後又鹹魚翻生（威廉斯，一九七五：五二）。由於每個時代都有其具主導的「感知結構」，「選擇性傳統」就是在這樣不斷變化著的「感知結構」中進行運作。二二八發生前，台灣社會中的吳濁流式「感知結構」依然盛行，二二八之後這種吳濁流式「感知結構」隨著「失落的世代」的隱沒而沉潛；而李萬居式「感知結構」也從「半山」群體中被區分出來，逐漸與雷震式「感知結構」產生匯聚，而跟曾虛白式「感知結構」進行對抗。
一九六○年雷震案後，李式與雷式的合流，不敵曾式主流力量，在整體霸權的強大威勢下敗下陣來。但觀諸後來的發展，不論是李式「感知結構」、雷式「感知結構」或吳式「感知結構」，即使經過「選擇性傳統」強大力量的橫掃與碾壓，其所散落、殘留下來的許多碎片，仍舊成為開啟下一世代新興「感知結構」的重要因子與線索。
＊作者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新作《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