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亞非大陸的另一端，當時正陷入改革僵局的中國大陸，對於同為共產體制的蘇聯竟突然崩解深感震撼，鄧小平因此決心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西元1992年南巡後，透過形塑輿論與地方政府支持，中國大陸才再度確立回到經濟優先的發展軌道，至今幾乎已恢復與自身量體相符的影響力，並成為美國主要貿易夥伴以及戰略對手。
中國大陸綜合實力的高速膨脹，對相鄰的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皆構成巨大壓力，威脅感引發日本社會的集體危機意識，正默默推動掙脫戰後美國所套上的枷鎖，逐步恢復已被架空多年的自主性，美國對日本已難以完全壓制；而南海周邊的東南亞各國，則在沉默數十年後開始提出對南海的聲索。
美國是海洋強權，有軍事實力顛覆推翻特定國家的統治階層，但沒有能力介入社會基盤的演化，美國政府似乎尚未認知到這一點，反恐戰爭的成果宣傳中，往往強調已經擊斃哪些組織的領導人物。事實是，既然這些組織已經運作成熟，自然能夠接續產生新的領導人，而且擊殺舊有的領導人，其效果恰恰是加速優化了該組織或國家的領導素質。反恐第一階段的阿富汗戰爭，縱使存在爭議，但仍勉強可說是防衛反擊的選項之一，但是貿然出兵伊拉克，就已經變質成以反恐為包裝，而包含私心的侵略行動，終究觸發了整個中東、北非地區社會基盤人民共同的受威脅感。
當代的這些演變軌跡並不是特例，是歷史上一再重覆的模式。究其本質，都是統合與自主的力量。趨向統合與保持主體性是同時在發生，二者看似矛盾實則並不衝突，因為隱隱然存在一些與地緣條件、歷史人文變遷相符合的界線，在全球範圍內劃分出可明顯識別的不同地緣版塊，在版塊界線之內的區域趨向於統合，而地緣版塊之間則傾向於保持主體性。
去年希拉蕊與川普的競爭，就某種程度而言，便可視為對「全球控制」與「美國優先」二種不同路線的公投，但正是由於將總統大選與大政方針的公投相混淆，美國人民選擇美國優先，卻又並不屬意由川普來執行，以至出現目前種種的扞格，然而作為他勝選的基礎，川普則勢必會全力推行。
下一個面臨檢討的，便可能是歐巴馬在任期內經營多年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一方面，美國的戰略重心要再次回到中東；另一方面，在縮減人力的大背景下，筆者認為不論名義上或實質上，亞太再平衡都將難以為繼。從近期提出的「亞太穩定計畫（APSI）」觀之，美軍在亞太地區未來將重新佈局，著重於預先部署裝備，縮減美國自身的實際投入，而將盟邦彼此的指管聯繫與情資通訊進一步整合。
落實到與台灣有關的層面，具體而言便是擴大對台軍售，與情資伙伴關係的進一步強化。這樣的發展對台灣而言是契機或是危機，端視我們後續如何回應，但前提是，不可誤判。
德國總理梅克爾近日在慕尼黑的造勢場合中，有感而發地說美國已經不可靠，「我們能完全仰賴別人的年代已經過去了，歐洲人需掌握自己的命運」。誠哉此言，歐盟都要著手準備了，我們還在想著仰賴別人嗎？
＊作者為前投信海外投資長，歷史學人，私塾教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