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文葵先生
在父親的結婚照片（已散失）上，我記得來賓中有施玉斗、許文葵、葉榮鐘、張聘三諸先生，很顯然，許先生是父親年輕時代的鹿港朋友。
他是台中一中第一屆（我是第三十屆）的畢業生，光復後回到母校擔任國文老師。當時國文之授課，國語、台語並用，以主講老師之出身省籍而定。
許先生與另一位──也是鹿港出身的──呂嶽先生是用台語授課。光復兩三年後，台語在學校漸漸被淘汰。隨著台語的消跡，許先生在學校的地位也年年下降，先由訓導主任而勞動服務組組長，由高中部導師降為初中部導師。授課也由國文改為公民等，真是每況愈下。要是別人恐怕受不了這種遭遇，幸而，他還達觀，淡然處之。雖然如此，不能用國語講課的人，中學終非久留之地，一九五五年他終於被擠出來。當時沒有退休制度，離開學校以後，他就失去了生活的主要依靠。
我在一中的時候，他還兼上海《大公報》的台中經銷人，時常把舊報紙捆成一包，叫我帶回去給父親看。上面總寫著「萬斗山莊主人收」。
我們鄉下是霧峰鄉萬斗六村（現在改為萬豐村）。許先生把「六」字去掉，唸起來不但鏗鏘有聲，還給人一種「安如泰山」的感覺，確實取名不俗。
當舟山群島附近的戰事在報端囂傳的時候，有一天早上，我們還在睡覺，他就出現在山莊。一進門便大聲叫：「老莊啊！『江山』易幟了，你還在睡覺。」我以為發生什麼事，跑出去客廳恭聽。原來是一江山的守軍撤退。在他看來，這是時局轉變的預兆。他以此為出發點，大談他對天下大勢之分析與看法。他講話聲音宏亮，言辭鋒利，眼光炯炯有神。這個模樣，跟他在課堂上和尚唸經式的講課相比較，判若兩人。他應該是去報社擔任評論員之類的人材，不應該做教書匠。「懷才不遇」這一句話，用在他身上，最恰當不過。
許先生離開一中後的狀況我不大知道，但經濟上的困難是可以想像的。此時父親也是負債累累，日日奔走於銀行。大概是基於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意識吧，父親去台中的時候常去找他，他也常來萬斗六與父親聊天。有一次週末我回萬斗六，看到好幾套新式排印的舊小說放在父親的桌上。父親說：「這是中國重要的古典文學，有空應該看一看。」我順手拿出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一看之下，果然很有趣。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故事講給二弟聽。他聽了之後拍案大叫：「難怪！難怪！許文葵先生前天來這裡，晚上一個人躺在客房，一面看書，一面哈哈大笑，大概徹夜未眠，原來他是被這些小說著迷了。」我聽了覺得很意外，以他的博學與對國學之造詣，這種舊小說應該早就看過才對，為什麼老來還有雅趣去看這些東西？還有，看小說徹夜未眠是年輕小伙子的玩意，怎麼已望六之年的老先生還有這種勁？看來他浪漫的想像力並沒有因歲月侵蝕與生活枷鎖而褪色。我欣賞他的童心與「貧而樂」的情懷。但我對他的認識還是片斷，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看過洪炎秋先生兩篇有關佐藤春夫遊台記後，才知道許先生可敬的地方。
佐藤春夫是日本近代文學上一位傑出的作家，一九一八年受台灣總督府招待來台遊歷，回日本後發表〈殖民地的旅行〉。其中遊歷台中一段，對幾個人物有極生動的描寫。洪先生把這一段文章節譯，以〈佐藤春夫筆下的鹿港〉和〈佐藤春夫遊台記的另一段縮譯〉的文題發表在《三友集》（註一）中。現在抄錄其中數段文字如下：
A君一進來，寒暄一番，就說要來領他（按：指佐藤春夫）去鹿港，……A君在車中，對於鹿港和火車談得津津有味，問他為什麼在很短的旅程中，加入鹿港的理由。他說，民政長官叫森丙牛替他安排日程，森氏說，這個地方，最能夠流傳舊時台灣的面目，所以把它加進去。A君這纔理會到意之所在，力說富有詩趣的鹿港特色，說它是能夠守身如玉不受日人蹂躪的真的台灣—不，真的中國，比現代道地的中國，還富有濃厚的中國氣氛的市街，大大誇讚森氏的見識，同時也誇讚能夠接受森氏的提議的他的賢明。使他感到侷促。原來A君是他自己所極口稱讚的鹿港的出身者。
車到彰化，離開往鹿港的小火車，還有半點鐘，A君提議到附近的公園去玩玩。他就由他牽著鼻子走。公園在八卦山一個小岡上，岡上有一塊大石碑，是紀念領台當時日軍平定民亂的東西。仰頭一看，A君指著碑文所用「匪徒」、「賊徒」的字眼，大表不滿，說是從日本人來說，也許可以這樣，但是在本島人看來，他們個個都是愛國者，而且是在一個組織之下，維持著紀律的軍隊，不該視同劫盜；況且這塊石碑不僅給日本人看，同時台灣人也會看到。為政者的這種措辭，實在缺乏常識；接下去時時用激烈的語句，以攻擊統治者。這類的不平，在他的旅行中，也時常碰到，如果自他地位一換，似乎也不能一笑置之，所以對於這種議論，他總是避免置喙的。換坐去鹿港的小火車中，A君仍然喋喋不休，直講到唐景崧、劉永福等所要建立的，改元永清，以藍地黃虎為國徽，而終於流產的台灣民主國，抱著無限的懷念，有時悲歎，有時謳歌，使他難以招架，幸而汽笛一聲，已經到了鹿港了。
佐藤和A君到了鹿港後，兩個人在街上漫步觀光，此時碰到一個青年：
A君就告訴他這個青年的父親，是本島唯一的成了一家的詩人，有詩人的怪癖，現在依然留著辮子穿著寬袖的過時衣服，對割給日本的台灣非常討厭，對現在的中國也一樣討厭，說他是清朝的遺民，因為他中過清朝的秀才。A君知道他總會希望會他一面，已經託那個青年去疏通看看，大概是不能成功，因為他很討厭日本的一切。……
果然詩人不想見佐藤，A君看他有點失望，回來後把他收藏的詩人的詩集送給他。佐藤看到這本南投印刷的詩集非常喜歡，因為它既不像和本也不像唐本，真是土色土香。第二天A君又帶佐藤去豐原。他本來在車中想要玩味詩人的詩集，可是A君不讓他有安靜時間，又滔滔不絕地對「葫蘆屯」這個火車站將改名為「豐原」一事大事議論起來：
A君說，葫蘆屯這個名字，本來饒有雅趣，就是日本人聽來，也沒有什麼不順耳的地方，最近一些俗吏，偏要自作聰明，準備把它改名豐原，真是庸人自擾，多此一舉。日本俗吏，總以為非把一切弄成日本色彩，心裡終究感到不舒服，這種做法，完全沒有大國民的風度。既然是殖民地，讓他留個合於殖民地的地名，豈不更好？
佐藤對此高論，也不得不表示同感。洪先生在文章後面，說明文中之「A君」就是許文葵，「青年」就是他，而「青年的父親」當然是洪棄生先生了。我看完了，大為驚動，因為A君之口氣、神態，與從前在萬斗六論天下大勢完全一樣，我馬上寫一封信給洪先生。
炎秋伯：
日前接到榮鐘嬸寄來的《少奇吟草》和《三友集》，其中老伯所寫有關佐藤春夫的兩篇文章引起我很多感想。……
我想說的是文葵先生在台中一中的十幾年，可以說很不得志，精神上、經濟上都很苦悶的時代，可是今日社會上知道「許文葵」的人，大部分是以這一段時期的「許文葵」為對象。因為此時的一中畢業生，目前已經是四十到五十歲的社會的中堅層。他們（包括我）哪裡知道青年期光芒萬丈的許文葵先生。不知這個時代，而單憑失意時代的許文葵先生來做蓋棺論定是非常不公平，從這二篇文章中浮現出來的文葵先生的氣宇之大，見識之高，比起現在的大學生，不知相去多遠？深思之，更覺欽佩。我來加拿大後，得遍覽魯迅的作品，其中〈孔乙己〉一篇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以孔乙己來比喻文葵先生，未免太失禮。不過以時代性而論，有極相似的地方。總之，這是未能入仕途的讀書人的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生活的能力，善良的人性在周圍的嘲笑和輕蔑中燒盡。我對孔乙己很同情，同樣對許文葵先生也很同情。可惜，現在我的同情是不必要了，因為經炎秋伯這兩篇文章，他的為人可以說名留青史。文葵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如何高興。我覺得炎秋伯是做了一件極有價值的事情。
莊生上 一九七九．十一．七
許先生畢業台中一中後，去台中州廳當州知事的翻譯，他去做佐藤春夫的嚮導是州知事派他去的。我曾聽父親說，他在州廳當差的時候太閒了，沒有事做，因此利用州廳的紙墨練字。他一手隸書就是在州廳時練出來的。當時充當殖民地小吏的台灣人，通常是拿著順風旗搖喊，說起話來小心翼翼，一切以統治者的意志為意志。一百個人中難找一個像許先生這樣硬骨頭，「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佐藤實在很幸運碰到這樣具有文化素養的嚮導，使他的遊記增色不少。不過，反過來說，許先生也很幸運，碰到佐藤春夫這樣有良知的作家。要不然，他年輕時代的風貌就不會這樣生動地流傳下來。洪先生的註文說：
文中「A君」是我的朋友許文葵，年輕時候，才氣煥發，能說善道，假期常從先父學詩文，好跟日本人抬槓，為本省人吐氣。出身武進士第，其父梅舫先生，也中過武秀才，是先父的好友，常說文葵「此子我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
這段話又勾起我久未解決的一個問題。讀台灣近代史的時候，常常碰到兩個鹿港人的名言：一是辜顯榮的「寧為太平狗，不作亂世民」，二是梅舫先生的「我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我一直想知道當時他們兩個人講這兩句話的實際狀況。辜氏的話還無從打聽，但可以猜測；因為他一直被罵是日本人的走狗，這句話可能是他的反駁。他的政治路線雖然為人詬病，話倒是說得很老實乾脆。至於梅舫先生說的話，從洪先生的註文終得明白。原來這句話是針對「此子」而言，不是指一般性的處事原則。我以前也常常聽父親用這一句話，但他是用在否定的意義；就是用這句話來批判那些鼓勵別人去犧牲，自己卻一毛也不肯奉獻的自私的人。《台灣民族運動史》（註二）對這句話註釋說：
「我家不可有，我族不可無」這句話是當時出自鹿港一個老紳士之口，意謂反抗日本的統治，台灣人之中不可無這種人，但我家中不可有這種人，蓋恐其禍延三代也。
可見用否定意義的解釋非常普遍。我覺得這種解釋從字面上來說可以講得通，但與說話人的原意不符；因為按照洪先生的說法，這是梅舫先生對「此子」而言，而這個「此子」不是別人，是放蕩不羈的許先生。做父親的梅舫先生對這樣的一個小孩，抱著一則以喜（我族不可無），一則以懼（我家不可有）的心情，毋寧是極其自然。如果他是真的自私自利的人，只講「我家不可有」就可以，何必再講「我族不可無」呢？他既然以「我族不可無」做結語，表示他對國族究竟是關心的。他所以說出「我家不可有」，可能是他的幽默與通達的性格使然。我的推測是根據洪先生在《三友集》裡面的另一篇文章─〈《晨鐘》偶憶〉而來。在此文中，洪先生談起他們年輕時代辦《晨鐘》這份同人雜誌的回憶。據說當時鹿港有一個雛妓，嬌小可愛，梅舫先生等七位善士，憐憫她從此墮落下去，大家提出一筆錢把她贖回來。雛妓的父母為報答七位恩人的盛情，在家中設一室供他們聚會聊天之用。當時的社會對年輕人的男女關係要求甚嚴，但對中年男人，則非常寬大。洪先生看了很不平，就做了一首打油詩諷刺：「合股包娼七老成，呼拳喝酒到三更；諸翁亦有新思想，主義公妻竟實行。」許先生看了覺得很有趣，就拿去他尊翁面前唸給大家聽。這種明朗開闊的風度，不解幽默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寫信告訴洪先生說，我贊成他對梅舫先生這一句話的詮釋，而懷疑一般的否定解釋。他在回信中對這一點沒有表示意見，但對我猜測梅舫先生之風格，卻予以證實：
他父親，梅舫先生，為人卻很瀟灑，我的打油詩一出，他聽見了哈哈大笑。人家本來叫他「許老七」，從此戲稱他為「許七老」，他不以為惱，不像假道學如XX輩，很為介意，竟遷怒其子XX，不許其再和「晨鐘」發生關係也。……（一九七九．十一．二十二）
鹿港上代人的名言，不管是梅舫先生的也好，辜氏的也好，都很坦白而有幽默感。聽來好像格調太低，容易引起別人誤會，但他們都言其所信，不做作；表現一種敢做敢當的勇氣。比起那種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聰明人，不知要多高格。也許是我的偏見，以往中原出身的官僚，他們的「行」與「言」極端不一致。明明是自私自利，卻硬要說「為國家民族」；明明是怕死，卻要說「慷慨成仁易，從容就義難」；明明是拈花惹草，卻要自解「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統文化就是這樣替他們背黑鍋，給人一種虛偽的印象。邊疆的人，比較沒有這種惡習，所以才能道出這樣有本色的話來。上代人這種說老實話的態度，很值得我們愛惜、效法。
＊本文經授權摘自玉山社出版《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作者林莊生出生於台中縣霧峯鄉，經台中附小、台中一中，一九五三年畢業於省立台中農學院（現在的國立中興大學）。一九六三年獲得蒙大拿州立大學（Montana State College）的農藝碩士，一九六七年獲得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農藝博士，隨即移民加拿大，在聯邦政府農業部擔任生物統計方面的研究工作，發表過三十三篇科學論文，一九九五年退休後從事寫作，出版著作有《懷樹又懷人》（自立報系）、《一個海外台灣人的心思》（望春風）、《兩個海外台灣人的閒情心思》（前衛）、《站在台灣文學的邊緣》（台灣文學資料館）、《新版懷樹又懷人》（台灣文學資料館）、《回憶台灣的長遠路程》（玉山社）。二○一五年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