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就行政制裁規範而言，上開刑罰規範既拿和桐公司沒輒，我們可以期待行政制裁規範，發揮抗治的效果嗎？答案是否定的。蓋據報載，對於昨日發生的和桐案，主管機關代表表示，由於和桐公司排放於後勁溪的媒油，係屬於「製程原料」，而不是廢水等污染物質，從而縱使和桐公司已造成後勁溪重大的污染，但未必即得認其違法。更何況和桐公司已於事發後三小時內即依《水污染防治法》規定傳真通報，並派員進行媒油貯糟止漏作業、修復故障之溢位計，同時也在後勁溪中下游多處拉攔油索以防止媒油進一步擴散，並用吸油棉清除以及使用槽車抽吸回收等緊急的除污措施，只要和桐公司再作好後續的善後工作，即不會因違反水污法而受到任何的不利益處分。換句話說，不一定可以對於和桐案科以行政制裁。
台灣無法可管類似和桐案的事件，其他國家又如何呢？例如，和桐案如果發生於環保績優生的德國會如何呢？由於《德國刑法》第324條第1項「污染水體罪」規定，只要行為人之行為，無故造成水體之污染或使其水質惡化，縱未致生公共危險，亦足以構成污染水體罪，顯較我國刑法第190條之1之污染河川罪的構成要件寬鬆。同時德國刑法第324條第4項規定亦有處罰「過失污染水體罪」之明文，而其法定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亦顯較我國刑法第190條之1第4項之「過失污染河川罪」的法律效果嚴苛。夷考德國刑法之所放寬污染水體罪的構成要件，但嚴其制裁的立法目的，無非在於藉由刑罰的威嚇作用，加強民眾防治水污染之法律意識，俾預防水污染犯罪行為之發生。職是，如果和桐案發生於德國，即使和桐公司排於於後勁溪不是廢污水而是媒油，但其排出量既然至少有五十公噸的媒油，顯然到達污染水體的地步，即使該公司負責人沒有污染水體的故意，至少仍應負過失污染水體罪之刑責。易言之，和桐案如果發生在德國，絕對不會發生類似我國，無法可管、無法可罰之情況。
為何我國現行法制會發生和桐案無法可管、無法可罰的窘境？一言以蔽之，就是立法機關長期的「立法怠惰」。蓋台灣河川的污染事件，一件又一件，遠的不講，新近的日月光事件過後，亦未見立委諸公對於水污染的防治有何積極的立法作為。如果立法諸公早點意識到現行法制對於水污染防治規範密度的不足，儘快立法填補現行法的漏洞，或許就不會發生無法可以規制和桐案的窘況。亡羊補牢，其時雖晚，但總可避免再次發生無法可管，無法可罰的情況，讓台灣的河川能有些微喘息的機會。反之，立法者若是繼續漠視水污染的防治的立法或修法，長此以往，可以預見的未來，台灣的河川必然逐一死去，立法的怠惰，勢將成為殺害台灣之母－河川的幫兇。如果立法諸公，跟我們一樣，無法再縱容類似日月光、和桐公司之流繼續傷害台灣的母親，那麼懇請立法諸公儘快參酌德國刑法或其他環保先進國家的法制，修正我國現行水污染防治相關的刑罰規範或行政罰規範，以填補現行法的規範漏洞，讓後勁溪不再悲嗚，讓台灣的母親－河川，可以繼續美麗，繼續滋養每一個台灣人民。
＊作者為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博士、玄奘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