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人講話了，接著就得有各種學習報告發表出來，以響應領導人的宣導，各級文聯作協文化機構媒體，就開始佈置，然後就有王蒙、莫言、畫家范曾等等以各種方式向最高領導人表示崇敬（諂媚），其實是表示誠服與被征服，政治對文化的壓迫與欺淩，不僅來自政權威權，也來自文藝界的奴性。
王蒙不得不寫作長篇專文頌上，因為他本質上是黨的作家，黨的作家必須服從黨的意志或者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意志，因此我們看到，王蒙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開篇第一句就點題：習近平總書記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一個沒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難以自立自強，一項沒有文化支撐的事業難以持續長久。那麼我們應如何推動民族文化的創新？
王蒙文中的「我們」指的是中共，如何推動文化創新。人類歷史上文化創新是皇帝推動的麼？春秋戰爭時代的百家爭鳴、魏晉時代的人文繁榮，還有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都與皇帝與當政者沒有半點關聯，如果一定要說有關聯的話，就是皇權沒落沒有威權了，管制不了社會文化，文化獲得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創新與繁榮。而中共推動的文藝，無論是延安文藝還是王蒙五十年代參與的肅反文藝，以及文革文藝，都是黨的文化，也是反人性人倫的文藝。
王蒙先生在文中認同習近平同志指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王蒙認為這一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發展繁榮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也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的時代使命與責任擔當。
我們要追問一句：民族偉大復興必須以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美國是因此有信仰、有憲政體制，才有了文化繁榮，而不是因為有了文化繁榮，才有了美國的強大與文明，當代文化的繁榮必須以自由為條件，沒有自由，就沒有文化繁榮，而國家的復興，則是以民主憲政、法治為必要條件，與文化沒有多大必然關聯，如果硬要說關聯的話，那麼，與信仰文化有必然性的關聯，如果美國沒有偉大的基督教信仰的支撐，就不可能有強大的政治經濟領域的文明。
王蒙在這篇專文中還強調：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人看待世界、社會、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當中國當局強調中國特色的時候，潛臺詞是拒絕普世價值，因為中國人有自己的價值體系，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中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制定制度。看起來符合邏輯，實則是偷換概念。日本人、韓國人、或者香港臺灣的人，都是傳統中國文化圈，他們為什麼能夠適應憲政民主的制度，而唯有中國大陸的人不能接受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民主選舉的制度？大陸中國人只有愛國的份，只有愛國愛黨愛最高領導人，才符合民族精神。
許多貌似政治正確或符合邏輯的語言，在中共領導人口中說出來，都是為了規避自己面臨的政治改革的窘境，或者為不政治改革、不還權於民尋找藉口。而中共的御用文化人們，通過解讀與複述，使這一話語成為權威語言，用整個社會進行洗腦。
回到正題：王蒙為什麼要研讀習近平講話？因為王蒙是黨內作家，必須呼應黨的領導人新的指示精神，這是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工作需要。
＊作者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