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在整個毛澤東時代都是被打壓的，年輕時被打成右派，後來就被流放到新疆，直到毛澤東逝世後，他才得以返回北京，可以這樣推論：如果毛時代不結束，王蒙就只能在新疆當一介農民直到老去，那他為什麼還感念毛澤東呢？
而王蒙研讀習近平關於文化與文藝的講話，就像當年學毛選那樣寫心得，然後發表在中共的人民日報上，這也令人費解，因為在文藝或文化領域，王蒙應該是習近平或習中央的導師，而不是相反，習中央應該聽王蒙這樣的黨 的知名作家講課，而現在王蒙卻當起了小學生，發表文章寫心得談感想，視最高領導人為真理與智慧的化身。
秦帝國是以吏為師，中共的政制也一樣，誰當上最高領導人，誰就是全民導師，任何資歷的專家學者，都要聽取最高領導人的訓導，而且還要深入學習，認真領會，公開發表文章擁戴表忠心。
我直接見識到的王蒙
我現場聽過幾次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講演，而2004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高層學術論壇，當時我是具體召集人，第一講我邀請的就是王蒙先生。王先生的講演多輕鬆隨意，但卻饒有興味，不經意的日常生活現象，他多能闡發出哲理意味，並能引發笑聲與掌聲。他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作家，也是一個充滿生活情趣的官員（他會在家裡自己磨制豆漿）。
王蒙最令人難忘並受到尊敬的事情是八九民運事件後的表現，當時他擔任文化部長，當各省部級領導均紛紛表示擁護鄧小平的鎮壓「暴亂」時，他引病躲避，並稱病退休。保守住了一個知識人應有的品格與尊嚴。
2004年開始，王蒙等文化界一些官員、學者開始宣導中國文化復興，其中暗藏的價值追求，許多人心知肚明，因為馬列主義早已被國人唾棄，中國人如果不能融入世界文明，最起碼也應該回望一下自己的文明史，畢竟傳統文化還有溫存人性的一面，追求中和、中庸中和的文化，畢竟迥異於講階級鬥爭、分裂人民的思想。
外行人看熱鬧，把復興中華文化當成復興傳統文化，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極左堡壘裡的馬列專家們坐不住了，對復興中華文化活動予以高度警惕，並上書有關中央高層領導，認為高調宣導傳統文化就是為了告別馬列，丟棄中共的意識形態。一些積極的宣導者被警告，有知情的學者告訴我說，王蒙對極左的壓力以及有關部門的告誡完全漠視，也承受一定的壓力，但仍然保有一位作家、學者應有的尊嚴，不屈服，亦不爭辯。
2008年前後，我參加一次在浙江主辦的中國文化與普世價值論壇，會上王蒙的講演也是積極開放的文化心態，在現場我記得他說：任何其它國家民族的文化，只要你接受並喜歡了，他就不僅是別人的文化，也是你自己的文化了（大意）。文化是沒有國界的，如果把文化分出彼此來，界碑森嚴，人類的共同性在哪裡？當時另一位退休的文化部原常務副部長高占祥先生也著意強調，如果文化沒有普世性，那麼中華文化如何推向世界，並為其它國家人民喜聞樂見？
當時中共主流意識形態開始批普世價值，認為普世價值就是西方價值，所以，王蒙與高占祥先生的這些觀點在體制內是開明的，達觀的。
某種意義上，習中央重視傳統中國文化，是受王蒙、高占祥等體制內稍微開明的力量影響的結果，但復興傳統文化，稍不留神，又做成了宣傳國家忠孝文化的腐朽套路裡，讓孩子們背誦弟子規、宣傳二十四孝，就是誤入歧途。
王蒙可能還沉迷在毛時代
近些年，王蒙先生似乎沒有太多的聲音出現，今年，王蒙的一篇在人民日報發表過的文章，改了標題為《中華文化不會也不能成為其他文化的附庸》，被各大網站轉載，以前喜歡講文化世界性或共用性的王蒙，突然開始對中華文化可能會淪為它國文化的附庸，似乎有了嚴重的危機感，開始講文化的民族性，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王蒙如此年邁之時，突然開始懷念起毛澤東思想，並開始「崇拜」中國新領導人習近平。
王蒙這篇文章開篇不久，就開始像文革時行文一樣，習慣性的引用毛澤東語錄：
毛澤東同志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王蒙真是不知道他引用毛語錄是一種巨大的嘲諷？毛當時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高潮，造成了數千萬人餓死，同時將數以十萬、百萬計的知識份子打成右派，王蒙年輕時代被打成右派後又被流放新疆，哪有什麼新文明時代？哪有什麼高度的文化出現於世界？不知道王蒙引用這篇語錄，到底是想證明什麼，證明毛澤東真的引領了文化新時代，還是毛的語錄可以告訴世人，習主導的文化新時代即將到來？
王蒙對毛澤東的深情有其淵源，我們看一下他的創作經歷就可以清楚：
王蒙是1940年代入黨，可以說是老中共黨員，但當時的年輕人入黨，可都是反國民黨一黨獨裁啊，並且追求中共當時宣導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有強烈的理想主義情懷。
王蒙處女作短篇小說《小豆兒》發表于1955年《人民文學》11月號，描寫一位少先隊員發現其親戚是國民黨間諜而告發的故事，屬於肅反題材。顯然這篇小說是配合中共政治宣傳，而且觸動了中國傳統的核心倫常，就是孔子所宣導的，父子相隱。不知道王蒙現在有沒有反思過政治運動對中國傳統倫常的巨大傷害。
年輕人還是有一顆敏感的心，對社會與政府中出現的問題很快就有自己的發現，並通過小說反映出來，王蒙1956年的發表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描寫一位新到某共青團團委工作的青年對官僚的領導不滿。描寫幹部的陰暗面，在當時可能絕無僅有，因此引起轟動，並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但毛本人也是極痛恨官僚主義的，所以在毛的內部講話中，卻是肯定了這篇小說，後來王蒙對此感覺非常榮幸，按王蒙自己的話說是「三生有幸」，但他自己至今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被劃為「右派」（1958年）毛周並沒有保護他，1961年平反之後，仍然被發配到了新疆勞動（1963年至1978年），毛仍然沒有對他法外開恩。
1993年，也就是王蒙因八九民運被免去文化部部長職務之後，他接受媒體採訪，對毛澤東仍然讚美有加：
王蒙：（毛澤東）有氣勢，不受約束。他的思想非常自由奔放，不受條條框框的束縛，也喜歡說些比較驚人的話，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有時他把一些大事說得很小，「天塌不下來」這是他喜歡說的，還有「文革」中也說過的這樣的話「無非是死幾個人」。
王蒙： 「文革」中的紅衛兵拉練，是最典型的毛澤東方式，既解決了實際問題，又給它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實際問題是紅衛兵到處串連，都上火車，火車受不了，整個鐵路的運行秩序已經一塌糊塗，在這種情況下，他就叫紅衛兵不坐火車，徒步拉練，用這種浪漫的方式解決了實際問題。還有金門打炮中提出「單日打炮，雙日不打炮」都是不可思議的，非常富有想像。
王蒙：但我認為毛澤東的個人魅力仍然存在，我們在現實生活中也會感受到，因為他畢竟開闢並領導了一個時代，哪能一時半會兒就消失呢？至少他的才能是卓越的。1993年2月1日於北京朝內北小街（以上均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 名人學者訪談錄）
文革造成無數人迫害致死，他沒有譴責毛偉人，卻將毛的「無非是死幾個人」當成革命浪漫主義語言，紅衛兵拉練，甚至金門被炮擊，也不看成災難，而是視為浪漫地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最後的總結是毛開創了一個時代，影響力不會消失，才能卓越。大作家王蒙令人驚歎的是內心全然沒有是非，對毛澤東本人只有詩性的讚美。
王蒙應該是中國精英中的精英了，其影響力也是非同一般，但在這樣關鍵的問題上，仍然故意混淆正義與邪惡，這其中有著超人的不可思議的狡黠與圓滑（與著名作家馮驥才揭露文革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八九六四之後，王蒙保留了自己退隱的權利，獲得廣泛的敬意，可惜，在面對毛澤東這樣的問題上，他仍然走不出毛時代文革的「光環」，沒有保留沉默的權利，直到2012年，王蒙的名字又一次出現在可恥的「百位文藝人士手抄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名單上。這個名單無疑是中國當代文藝界群醜畢現圖，王蒙把自己列進去，能獲得怎樣一杯羹呢？
《堅硬的稀粥》（王蒙的短篇小說名），堅硬的不是稀粥，而堅硬的是一顆文革心。
三、王蒙為什麼要學習講話？
在文藝領域，是毛澤東要與延安文藝人士平等交流，還是所有延安文藝人士都要聽毛澤東訓話，然後才知道如何寫作？人類偉大的文藝作品，有多少是因為聽了皇帝、元帥們的講話，才寫作出來的？
顯然延安文藝不是人類文藝，而是黨控制下的所謂「人民的文藝」，是有政治目標的文藝。習近平非常喜歡文藝，據他自己說年輕時也讀過非常多的中外文藝名著，但無論如何，他都不是專業的文藝理論家或文化研究專家，但中共的政治規則是，誰當上最高領導人，誰不僅是三軍統帥，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還是最有思想，最懂文化文藝的最高智慧者，習近平當政不久，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文藝界座談會，是中共最高領導人與文藝人士繼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第二次面對面的交流，然後觀其整個會場本質上不是交流，而是被訓話。最高領導人告訴文藝界，自己也是飽讀中外名著的，所以有資格對各位文藝大佬們訓話。
領導人講話了，接著就得有各種學習報告發表出來，以響應領導人的宣導，各級文聯作協文化機構媒體，就開始佈置，然後就有王蒙、莫言、畫家范曾等等以各種方式向最高領導人表示崇敬（諂媚），其實是表示誠服與被征服，政治對文化的壓迫與欺淩，不僅來自政權威權，也來自文藝界的奴性。
王蒙不得不寫作長篇專文頌上，因為他本質上是黨的作家，黨的作家必須服從黨的意志或者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意志，因此我們看到，王蒙先生在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開篇第一句就點題：習近平總書記曾高屋建瓴地指出，一個沒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難以自立自強，一項沒有文化支撐的事業難以持續長久。那麼我們應如何推動民族文化的創新？
王蒙文中的「我們」指的是中共，如何推動文化創新。人類歷史上文化創新是皇帝推動的麼？春秋戰爭時代的百家爭鳴、魏晉時代的人文繁榮，還有民國初期的新文化運動，都與皇帝與當政者沒有半點關聯，如果一定要說有關聯的話，就是皇權沒落沒有威權了，管制不了社會文化，文化獲得了自由，有了自由，就有了創新與繁榮。而中共推動的文藝，無論是延安文藝還是王蒙五十年代參與的肅反文藝，以及文革文藝，都是黨的文化，也是反人性人倫的文藝。
王蒙先生在文中認同習近平同志指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王蒙認為這一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發展繁榮對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意義，也深刻闡明了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的時代使命與責任擔當。
我們要追問一句：民族偉大復興必須以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美國是因此有信仰、有憲政體制，才有了文化繁榮，而不是因為有了文化繁榮，才有了美國的強大與文明，當代文化的繁榮必須以自由為條件，沒有自由，就沒有文化繁榮，而國家的復興，則是以民主憲政、法治為必要條件，與文化沒有多大必然關聯，如果硬要說關聯的話，那麼，與信仰文化有必然性的關聯，如果美國沒有偉大的基督教信仰的支撐，就不可能有強大的政治經濟領域的文明。
王蒙在這篇專文中還強調：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人看待世界、社會、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當中國當局強調中國特色的時候，潛臺詞是拒絕普世價值，因為中國人有自己的價值體系，有自己的精神世界，所以中國人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制定制度。看起來符合邏輯，實則是偷換概念。日本人、韓國人、或者香港臺灣的人，都是傳統中國文化圈，他們為什麼能夠適應憲政民主的制度，而唯有中國大陸的人不能接受三權分立、軍隊國家化、民主選舉的制度？大陸中國人只有愛國的份，只有愛國愛黨愛最高領導人，才符合民族精神。
許多貌似政治正確或符合邏輯的語言，在中共領導人口中說出來，都是為了規避自己面臨的政治改革的窘境，或者為不政治改革、不還權於民尋找藉口。而中共的御用文化人們，通過解讀與複述，使這一話語成為權威語言，用整個社會進行洗腦。
回到正題：王蒙為什麼要研讀習近平講話？因為王蒙是黨內作家，必須呼應黨的領導人新的指示精神，這是黨的文藝工作者的工作需要。
＊作者獨立學者，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