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驚世之作應該跟吳盛智早逝有很大的關係。吳盛智是要搞搖滾樂的，他有搖滾的底子，有那種音樂的idea。他跟涂敏恆、呂金守的養成不一樣。
「良善」的問題──因為那時候就是沒有（顛覆性的思維）嘛。你看吳盛智〈無緣〉是1983年，而台灣解嚴是1987年，到88年才出現「還我母語運動」，這段期間台語和客語都是被壓抑的，而客語又相對的更弱勢，所以我覺得這些應該都可以解釋為什麼當年客語歌曲沒有進一步的開展。到我們五六年級這一代，有時候看這「良善」之類的，就覺得……
(倒胃？)
（笑）我也很討厭人家說客家人就只是勤儉、勤勞什麼的。對我來講，客家不是只有這樣的，我朋友馬躍・比吼也很討厭人家說原住民就只會喝酒唱歌，那些刻板印象。我同意何東洪的看法，涂敏恆和呂金守的作品很難看到創新；還有就是你說他們的作品和解嚴前後社會思潮的劇烈變動不搭調，確實如此。所以為什麼交工那時候我們跳出來。
(事實上我覺得交工是遲來了，是晚了。)
可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時候我年紀還小，我才國高中，沒有趕上那個年代。所以有一次我和差事劇團的鍾喬說，我非常羨慕你們能經歷到這些大事。後來美濃有了反水庫運動，我才進來，就像是洗禮和轉大人吧。這中間的低潮時期，還有幾張唱片，有黃連煜的新寶島康樂隊，還有一個蔡孟甫，之前也和黃連煜他們在一起的。在我發片之前還有顏志文，他做《好男好女》唱片，自己出的專輯叫什麼誰在那邊唱山歌……
(我有買，專輯名稱是客語文，《係麼人佇个唱山歌》)
還有阿淘（陳永淘）的歌也比我早發。只是如果要對應到政治與社會的脈動，大概就要直接跳到《我等就來唱山歌了》。很多人和我都喜歡阿淘的東西，他的歌喜歡的人就會喜歡，厭倦都會生活的人很容易起到共鳴。
(他很自由，有一種樸素的俠氣吧，也不是不參與社會運動，但他不會膠著在這上面，和鍾永豐那樣的讀書人不一樣。)
我也沒有讀書啊，我是說真的，那些什麼社會學理論，我都是聽來的，不是讀來的，那些東西那麼難，我都看不下去，我就聽他們講。所以在學術上我沒有什麼理論，也沒什麼紮實的訓練。
不足的地方──（長考）我也不知道。像我會出來做音樂，是剛好有一個契機：錄音器材的數位化。如果沒有這個契機我大概不會進入這一行。以前都是analog（類比），器材非常昂貴，動輒數百萬，我們怎麼會有可能使用到那種器材？我大學時就有主流的唱片公司想幫我們觀子音樂坑發片，但我都不知道怎麼做……或者說都沒有想要去做這個
一個直覺就是，跟我接觸的流行唱片工作者，和我的氣味都不對、不合，我直覺上就不會想要去親近它。然後剛好我碰到數位器材普及的開始，像ADAT八軌，我們買了三台就二十四軌，一台幾萬塊不會很貴，後來都沒人要了，因為又直接用硬碟錄音，我們還買了台灣第一台Apple的……G4，進來第一台我們買96000塊。……回到你剛剛談到的「良善」或者是為什麼當時我也沒有想要踏進台灣流行唱片工業的體制，我不曉得這裡面有沒有一些脈絡可以連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