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方方日記所引發的爭端，雖然不乏一些理性的、譬如注意消息來源及事實準確性的善意提醒，屬於正常的公共言說，但其映照的主要還是中國社會關於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宏大敘事與市民文學等等人文科普知識長久以來的薄弱。由於構成國族想像的基礎在於語言及敘事，我們不妨稍微改變自鴉片戰爭以來一致強調的悲情陳述，譬如參考歷史學家余凱思《讓中國現代化》的⻆度，將中國所遭受的巨大歷史挫折同時視為這個古老智慧的東方民族銳意革新、努力 重回世界中心的開始。面對方方日記，我們也不妨放寬與宏大敘事相配套的宣傳與審查尺度，允許多元性的言 論表達及獨立思考，以逐步建立起理性平衡、開放包容的廣納型（inclusive）社會制度。
方方日記不是宏大國族敘事的對立，而是對其拾遺補漏的補充：她雖與官方媒體保持清醒的距離，但其日記之中仍然隨處可見志願者們的奉獻、基層幹部的辛勞、員警的犧牲精神、乃至行政官員們的精神壓力與不懈努力等等。這亦是以忠實的筆觸為民族立傳，因為民族認同要求我們首先抵制歷史的遺忘。抵制方方日記，無疑於強行抹去疫情之中萬千個體所成就的集體記憶。這不僅難以使社會得到治癒與撫慰，反而會撕裂社會認知，使之面臨更為艱難的修復手段。
何況，「在文學盛開的地方，正是受傷心靈獲得治療之處」。當大疫之後的人們不可避免地需要療傷，我們不應忽略敘述性療法的科學作用。敘述性療法正是治療集體性創傷的一重要手段，它通過書寫或傾訴的過程壓低集體性創傷的心理曲線，力求達到社會情緒的穩定狀態。雖然它並不一定適合於每一個體，但60篇方方日記的連貫性書寫與生活化視⻆，正在於將創傷的孤立要素組合成一部整體敘事，並將其意義融入到個體的生活敘事之中。你可以選擇打開或閉上，但它堅定地存在於歷史的某處，成為一種無以言說的精神安慰或者關於未來的寄託。
「我有時候也會問自己，跟世界上許多的城市相庇，武漢並不是一個宜人之地...那麼我到底會喜歡它的什麼呢？...我喜歡它的理由只源於我自己的熟悉。因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卻只熟悉它。就仿佛許多的人向你走來，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張臉笑盈盈地對著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這張臉就是武漢。」在這段曾經寫給武漢的文字之中，我們看到的是把故鄉武漢擬人化的方方。她深愛的正是這裡一個個鮮活的人，不管他們多麼卑微，是否屬於「落伍者、孤獨者、寂寞者」，是否是「前進的社會所冷落的生命」，亦或被滾滾而來的時代車輪曾經無情碾壓過的身軀。她深切地體會著他們的痛苦，想要撫平他們的創傷，甚至為他們抒發著憤怒與委屈。而這些鮮活的人，從某種意義而言 ，就正是我們自己，亦是我們的同胞。基於此，這就是我們所能於文字所觸摸的，女作家方方最樸實的家國情懷。
＊作者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文學批評哲學博士。德語國家及地區漢學學會成員。獨立，學者。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僅代表作者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