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日記對於個體的記錄，客觀上構成了疫情期間的集體記憶，而集體記憶卻正是凝聚國族意識的一個要素。
武漢封城時寫下封日記的方方事件不斷發酵。女作家方方不僅面臨著長時間公開的網路暴力，也似乎淪落成為身份敏感的危險分子。近日來，不僅方方日記及「部分知識分子」在抗疫思政會上被張伯禮院士指責為缺乏「家國情懷」，曾在武漢疫情高峰時期敲鑼為救母命的李麗娜（網路上稱為「敲鑼女」）也公開要與方方劃清界限，並怒斥不要「拖她下水」、給她「帶來傷害」。從3000萬人夜讀方方才肯睡去，到越演越烈的「美狗」、「漢奸」、「遞刀子」等謾駡，方方現象折射著當下社會的狂熱輿情與認知層面的巨大撕裂。
從文學批評⻆度進行考察，方方日記凸顯了市民文學的特色。如同1940年代的上海淪陷區，在全國主流媒體進行「救亡」、「啟蒙」等國族宏大敘事的同時，作家張愛玲卻記錄著孤島上海瑣碎的日常以及普通市民不完美的人性。雖然此種書寫方式長時間內被國共兩黨嗤之以鼻，作家本身也一度被扣上「漢奸」的帽子，但在風氣開明、人文意識空前復蘇的1980年代，她卻終因書寫「人的文學」而被正式納入中國文學史。同理，方方日記立足於武漢封城之下普通市民的悲歡離合，並且特別關注一些無法及時在主流媒體發聲的邊緣性小人物，譬如深夜被拒的農民工、流落在外的武漢人、被鄰居強制封城的感染者、呼求無門的病患家屬、失去家人的孩子以及福利院老人等等。
「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方方日記記忠實地記錄著這些單薄的個體在疫情突襲之際的痛苦與惶恐，這使得她的日記充滿著深切的人性關懷，在寒冷的冬夜與遙遙不知終日的隔離之中溫暖著讀者們的心靈。與西方不同，在全位的深入討論與廣泛的宗教安慰還無法及時跟進的社會結構中，她的日記與李文亮醫生微博之下的「哭牆」一樣，成為抒發人们茫然與焦慮情緒的一扇窗戶。人們在其中窺見了疫情之中的自己，重複著同樣的疑問，分擔著相似的恐懼與擔憂。這種記錄客觀上構成了疫情期間的集體記憶，而集體記憶卻正是凝聚國族意識的一個要素。
考察方方日記的內容，不難發現，其所立足的一切均在於作者清醒的常識：譬如前期的毫無經驗所造成的醫療資源的擠兌，全方位封鎖所帶來的民眾生活的失調，官僚主義的僵化與遲緩，民眾的心理創傷等等。而方方筆下的一切，我們資源擠兌的西班牙與意大利；測試嚴重不足、醫療器械投入相對困乏的美國與英國抗疫前期等等……甚至就連專業資訊的偏差，政府機構的遲疑，福利院老人子女們的抱怨，以及民眾對經濟下滑的擔憂，我們也都同樣能在抗疫相對成功的德國找到種種類似的版本。只是，在新聞審查並不嚴厲的國度，它們得以及時曝光並迅速形成輿情。而方方日記所記錄的一切並非在於作者有著任何先見之明，而在於作者本身的忠實態度。其實事求是地記錄著疫情之中的世情百態，其敏銳的觀察與深切的同情不僅彰顯了作者對於常識的堅守，更使她的作品展現出不加掩飾的人類的悲歡離合，從而構成「特殊中國環境之中的世界命運」意象。
某種意義上來說，在這場突發性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之中，中國所經歷的一切其實也是人類整體的困境。而在這場困境之中，舉國體制與民主形態的各種利弊被不可避免地一一放大，其所暴露的，並不僅僅只是某一國才獨有的優勢或家醜。因此，這種誠實的態度不僅令「索賠」的說法無以成立，反而令人對大疫之下的人類命運產生共情與悲鳴。或許，只有當世界主流在困境之中形成人類共同命運體，直面一切形式的傲慢與疏忽，方能在反思與改良之中重回理性平和的地球常規生活。這也正如方方日記的英德版介紹所引：「病毒是人類的共同敵人，這是人類的一課。我們要征服這種病毒並使自己擺脫束縛的唯一途徑，就是讓人類所有人共同努力。」
如果說張伯禮院士對方方日記的批評代表的是宏大國族敘事對市民文學的質疑，屬於文學史上一個常見的男性主義的誤區，而「敲女」李麗娜對方方避之不及的切割，則凸顯小人物無法立足於當前民族主義大潮的倉皇。而這股大潮之中最常見的，莫過於對方方冠以「漢奸」的攻擊。正如近年來王柯、程映虹、餘凱思（Klaus Mühlhahn）等中外學者所指出，「漢奸」一詞本身立足於種族主義思維，是盛行於清末革命派想像的單一民族國家語言，抹殺了政治、地域、文化共同體等多維度的解讀。因此，其既不符合中國是多民族國家這一事實，也忽略了中國「大一統」的政治與文化傳統。當它在眼下這種歷史節點被大肆應用，並與抗疫的高揚勝利感與歷史悲情感成功結合，其爆發出的狂熱力量或許遠遠超過理性所能控制的閥度。
一個典型例子是，德國歷史學家餘凱思反對西方索賠、呼籲中國與西方相互和作對話的文章被中國一些自媒體大幅度刪減、篡改與引入，導致文章下方留下幾百條摩拳擦掌的「戰狼」式宣言。其中以「丟掉幻想、擴充軍備、準備戰鬥」等口號所爆發出的准戰爭前態情緒，恰恰違背了作者于《德國之聲》發表的「奪刀子」的初衷。而近期亦屢屢出現中國高校教師因微博、微信等「不當」言論而遭遇舉報或調查處理的事件。當中外專家學者的文章也連同方方現象紛紛淪落為各利其刃的「刀子」屬性，社會思潮的混亂性可見一斑。這不禁令人追問：這股民族主義大潮究竟向何方？如若它已進一步促成狹隘單一的民族想像，危及正常的言論自由與多元性表達，甚至強烈衝擊著中國與西方在複雜局勢中的對話，這無論如何應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國予以關注的問題。客觀說來，中國在「反送中」運動中承受住了香港勇武派帶來的衝擊，採取克制的政策成功地避免了滑入新「冷戰」的局面，但目前的民族主義大潮如若無法刹車，亦有加速雙方脫鉤、致使中國陷入世界「冷戰」新格局的危險性。
由此可見，方方日記所引發的爭端，雖然不乏一些理性的、譬如注意消息來源及事實準確性的善意提醒，屬於正常的公共言說，但其映照的主要還是中國社會關於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宏大敘事與市民文學等等人文科普知識長久以來的薄弱。由於構成國族想像的基礎在於語言及敘事，我們不妨稍微改變自鴉片戰爭以來一致強調的悲情陳述，譬如參考歷史學家余凱思《讓中國現代化》的⻆度，將中國所遭受的巨大歷史挫折同時視為這個古老智慧的東方民族銳意革新、努力 重回世界中心的開始。面對方方日記，我們也不妨放寬與宏大敘事相配套的宣傳與審查尺度，允許多元性的言 論表達及獨立思考，以逐步建立起理性平衡、開放包容的廣納型（inclusive）社會制度。
方方日記不是宏大國族敘事的對立，而是對其拾遺補漏的補充：她雖與官方媒體保持清醒的距離，但其日記之中仍然隨處可見志願者們的奉獻、基層幹部的辛勞、員警的犧牲精神、乃至行政官員們的精神壓力與不懈努力等等。這亦是以忠實的筆觸為民族立傳，因為民族認同要求我們首先抵制歷史的遺忘。抵制方方日記，無疑於強行抹去疫情之中萬千個體所成就的集體記憶。這不僅難以使社會得到治癒與撫慰，反而會撕裂社會認知，使之面臨更為艱難的修復手段。
何況，「在文學盛開的地方，正是受傷心靈獲得治療之處」。當大疫之後的人們不可避免地需要療傷，我們不應忽略敘述性療法的科學作用。敘述性療法正是治療集體性創傷的一重要手段，它通過書寫或傾訴的過程壓低集體性創傷的心理曲線，力求達到社會情緒的穩定狀態。雖然它並不一定適合於每一個體，但60篇方方日記的連貫性書寫與生活化視⻆，正在於將創傷的孤立要素組合成一部整體敘事，並將其意義融入到個體的生活敘事之中。你可以選擇打開或閉上，但它堅定地存在於歷史的某處，成為一種無以言說的精神安慰或者關於未來的寄託。
「我有時候也會問自己，跟世界上許多的城市相庇，武漢並不是一個宜人之地...那麼我到底會喜歡它的什麼呢？...我喜歡它的理由只源於我自己的熟悉。因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卻只熟悉它。就仿佛許多的人向你走來，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張臉笑盈盈地對著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這張臉就是武漢。」在這段曾經寫給武漢的文字之中，我們看到的是把故鄉武漢擬人化的方方。她深愛的正是這裡一個個鮮活的人，不管他們多麼卑微，是否屬於「落伍者、孤獨者、寂寞者」，是否是「前進的社會所冷落的生命」，亦或被滾滾而來的時代車輪曾經無情碾壓過的身軀。她深切地體會著他們的痛苦，想要撫平他們的創傷，甚至為他們抒發著憤怒與委屈。而這些鮮活的人，從某種意義而言 ，就正是我們自己，亦是我們的同胞。基於此，這就是我們所能於文字所觸摸的，女作家方方最樸實的家國情懷。
＊作者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文學批評哲學博士。德語國家及地區漢學學會成員。獨立，學者。本文原刊FT中文網，授權轉載。僅代表作者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