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每次前往實體書店參考坊間最新出版的財務金融類或是經濟類叢書時，總是令筆者感到困擾的是，大多數的實體書店多是把「投資類、商業類、經營類、經濟類」等書籍，統一分類在所謂的財經類叢書；這樣的分類，在一般民眾的認知中，或許認為經濟類與商業類是同一屬性區塊；以廣義的定義來說，此種簡化性分類，更可說是方便一般民眾進行書籍搜尋的方式，然而對有鑽研過經濟學領域的人來說，經營商業類叢書與經濟類叢書，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不同的領域，更應該被細分成兩大類別。
舉筆者自身為例，筆者長年專注在總體經濟的學術領域，並已從事相關研究工作近20年時間，其中對於市場如何運作、市場機制為何常常失靈、政府財政與貨幣政策如何影響經濟和市場運作等課題，除了具有一定的嫻熟度外，亦同時搭配專業的學理基礎，來針對市場運作與機制進行判斷、分析與評論；然相較於筆者的經濟學研究領域，在商業市場中、舉凡有關新產品研發、市場行銷、通路開拓和員工管理等區塊而言，卻有一定程度上的差異，亦可說研究領域是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相同的道理，筆者也深信多數長年在工商企業界的經營者或專業經理人，也多能大方坦承經營者或經理人絕非萬能，在隔行如隔山的領域中，也多無法以專才自居。因為成功的商業經營者，一定是對於經營公司和自家產品在市場上的優勢瞭若指掌；不過也正因為此等人才在市場經營上的優勢，造成多數經營者會產生很難避免的一種迷思，那就是認為經營者自身是無所不能的，更可能衍生出商業經營者，自信其自身對複雜的總體經濟運作，有著十足的掌握能力，亦經常發生會擴大到認為對自己公司或產業界有益的政策，理應就會對國家或普羅大眾受惠；然殊不知，這已經走入不知何為總體經濟政策與何為產業政策的思維中，企業經營者此種的思維模式，對於國家的整體經濟政策絕對是危險的，更是執政當局所應極度避免的。
如果大多數的企業經營者持有這樣的迷思，筆者主張只要不影響到公眾利益或實體經濟，那多是無傷大雅的。不過以近年來的現況而言，事實卻非如此，眾多的工商企業經營者，不斷的運作與運用自己在社會各層面的影響力，積極的去遊說各級政府部門官員來制訂對自己公司或產業界有利的政策，筆者認為此係挾公共利益之美名（像是創造新的工作機會或以出走台灣作為談判的籌碼），從事對自己公司或產業界有利益的政策，嚴重者，甚至會損及廣大的公眾利益，此種行為在經濟學上稱為尋租活動（Rent Seeking）。
舉最近發生的例子來說，台幣半年來匯率不停的升值，此升值讓眾多台灣企業主叫苦連天，有些企業經營者更發出對中央銀行出手抑制台幣升值幅度的力道過軟，嚴重感到不滿。在此，筆者要提出一個基礎性的討論前提，那就是一國中央銀行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單一的個體、更不是為了單一公司或產業類而服務，中央銀行的設置與存在絕對是因為要捍衛更廣大的公眾利益。假使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尚存活於世，他看到國家政策係以這種方式在服務產業界時，筆者深信亞當‧史密斯必針對此怪象嗤之以鼻；原因無他，亞當‧史密斯早在1776年撰寫的著作中，即明白的清楚寫道「商人的私利，通常是跟公共利益有所衝突的」。
舉方才實例而言，假設中央銀行強烈的干預外匯市場，進而讓台幣不要升值的如此快速，甚至讓台幣開始出現微貶，此種用非市場機制的手段，對於各別公司或者特定產業而言，或許是有利；不過對於廣大的民眾利益來說，利益也許是被迫受損的，也就是企業私利與公眾利益是充滿矛盾的；舉例，台幣如果貶值，對於想出國旅遊的民眾來說，無疑是傷害，對於進口商而言也會形成壓力；同樣的尋租行為，民眾當然也可以師法工商界，以集結的方式來給予政府壓力，並呼籲中央銀行停止用人為的手段來干預外匯市場。
舉上述的案例，國人必須要體認到一國匯率的升、貶，必然會有贏家、輸家，然眾多的台灣企業經營者，總是不斷的強調台灣經濟動能是仰賴出口導向為主，也就是如果中央銀行放任台幣過度升值，而不進行匯率的干預，企業界們一定會受到負面衝擊，經濟活動勢必會連帶的遭受影響，企業主們更會無可避免地發生開始減縮工作機會，造成失業率逐漸攀升的後果。筆者在此要強調的是，採用管理式浮動匯率機制的台灣而言，在正常情況下，市場供需向來是決定匯率升、貶的關鍵，中央銀行僅會在有突發事件或季節性因素，而產生不正常市場預期心理，造成匯率波動幅度大於實體經濟可承受的範圍時，中央銀行才會在必要的時候開始進行不同程度的匯率干預，以降低總體經濟活動因為匯率波動而產生影響，長遠而言，亦不會對大眾利益產生衝擊。
以筆者長年追蹤並觀察台灣央行多年的經驗，可以確信的是彭總裁總是能抵抗眾多工商企業大老的尋租活動壓力，亦沒有隨風起舞，央行更是強力的捍衛公共利益，此等作法實屬難得。不過，許多政府官員或政策決策者，在大多時候卻無法如此清楚的認知到；譬如說，行政部門時有為創造所謂的新工作機會，或保持現有的工作量，所以在政策中，到處充斥著各式各樣對特定產業的獎勵和補助；此些種種，也許可說是慷納稅人之慨，而去補助特定產業，藉以產生新的工作機會，然筆者認為此種產生新工作機會的效果，在多數情況下，畢竟是有限的；得到補助或獎勵的公司和其員工因為政策的施行，肯定是受惠的，然此種移轉公共資源的作法，又將如何對整體大眾產生利益呢? 又或許對於手中握有國家財政大權的官員們，單純的替一家公司或一個產業類別，創造工作機會並不難；而要對於整個經濟層面，創造工作機會與量能，卻是相對地困難許多。
筆者近年來時常看到許多的教授、學者或專家，針對台灣薪資過低的現象，應用許多不同的經濟理論，提出各種可能的原因；然而針對台灣低薪的情況，筆者認為根本關鍵，係在於多數台灣企業主的經營文化與心態，具體來說，也就是企業主把所有的經營模式與策略，永遠是建立在成本的考量上，他們看到勞動市場長期處於求大於供的狀態，因此有源源不斷的便宜人力，再加上過去政府為薪資主動設定低門檻，造成企業主們即便公司賺錢、獲利豐富時，也不會主動替員工加薪。筆者相信，企業主們這種有恃無恐的態度，主要是來自於台灣的投資環境，嚴重低迷了近20年；於此同時，台灣外來的跨國企業投資，在近15年更是寥寥可數(此處不是指外資匯入台灣買賣股票的熱錢，因為這些熱錢具有高度投機和機動的性質，資金進出台灣更是快速，也產生高度的不確定性，是不可能創造出工作機會的)。
國人必須要暸解，大致上來說，外資企業的薪資競爭力往往是超出本國企業許多，此乃係因為在多數極為成功的外國企業思維中，擁有市場上最好的人才，才是維持企業競爭力的關鍵，正因為如此，許多的外國企業，總是樂於對真正好的人才，提供高出市場薪資水準的報酬。因為這樣的經營信念，外國企業在台灣所創造出來大量的工作機會，才是刺激本國薪資能持續上升的重要關鍵；假使沒有此種外來的競爭壓力，單單要仰賴本國企業主來對勞工自動加薪，無疑是緣木求魚。因此就算中央銀行樂於為特定企業或產業界提供針對性的匯率服務，並成就它們私人的商業經營利益；但筆者總不禁要問的是，這些獲得私人利益的企業主或產業界，之後會反哺的來主動替國家政府解決多數民眾長年薪資過低(公眾利益)的問題？
針對上述問題的答案，根據過去這幾十年發佈的薪資數據結果，筆者抱持著高度保留而懷疑的態度；筆者在此要強調的是，個人並非反商或反對企業主創造股東價值最大化，筆者要著墨的重點是政府存在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認清與維護公共利益與捍衛公眾價值，更要有勇氣在政策制定的必要時刻，對於眼中僅有私人利益的工商界人士Say No！
*作者為中華民國玉山菊元協會國際事務資深專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