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禮拜有一部名為《無聲救援》（Resistance）的電影在台灣上映，內容描述德軍佔領下的法國抵抗運動者，如何冒著被蓋世太保追殺的風險，將猶太人孩童送往瑞士的故事。電影中血腥變態的大反派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不只是真有其人，而且還真如故事呈現的那樣以虐待受害者為樂，史家統計慘死於克勞斯·巴比手中的人數高達14,000人。
外號「里昂屠夫」（Butcher of Lyon）的克勞斯·巴比，其實也不是第一次登上台灣的大螢幕。大約是在2008年，一部以克勞斯·巴比為主角的紀錄片《我敵人的敵人》（My Enemy’s Enemy）在台灣上映，但內容描述的並不只是巴比二戰期間在法國殘殺猶太人、羅姆人、同性戀、抵抗運動者與共產黨而已，還介紹了他戰後的事蹟。
原來二戰結束後，美國陸軍反情報部門基於堤防蘇聯的政治需求，保護並吸收了克勞斯·巴比從事反共活動。由於在納粹德國垮台後，巴比又為過去的敵人美國工作，這也是為什麼該紀錄片的片名會是《我敵人的敵人》的原因。美軍看中他戰時打擊法國共產黨的經驗，將巴比派往德國西北部的法國佔領區，瞭解共產黨對法軍的滲透情況。
活躍在反共前線的納粹黨
然而巴比在法國實在是太聲名狼藉，他的行蹤很快就為法軍發現，於是法國方面向美國駐德國高級專員麥考洛伊（John J. McCloy）提出引渡巴比的要求。麥考洛伊不只拒絕了法國的要求，還偷偷協助巴比逃亡南美洲的內陸國家玻利維亞，躲避來自歐洲仇家的追殺。無法逮到人的法國政府，只能在缺席審判的情況下判處巴比死刑，並四處打聽他的下落。
包括玻利維亞在內的拉丁美洲國家，因為歐洲裔人口絕大多數來自德國，且掌握政權的右翼軍人本身也是法西斯主義的信徒，從而成為納粹戰犯的天然庇護所。在歐洲聲名狼藉的巴比，自然是比其他納粹戰犯更受玻利維亞右翼軍人的歡迎，賦予了他陸軍中校克勞斯·阿特曼（Klaus Altmann）的新身份，投入鎮壓拉丁美洲左派游擊隊的戰爭。
巴比靠著他在掃蕩游擊隊與審訊政治犯上的出色表現，鞏固了自己在玻利維亞的地位，並與班賽爾（Hugo Banzer）與梅薩（Luis García Meza Tejada）等軍事強人結為莫逆之交。雖然無法得到100%的證實，但大名鼎鼎的左派游擊領袖切格瓦拉（Che Guevara）之所以在1967年10月8日落網，據說也是因為中央情報局與玻利維亞政府得到了巴比的協助。
「里昂屠夫」在玻利維亞過得十分愜意，甚至還靠著協助奧地利軍火商向拉丁美洲毒販出售武器而快速致富，又搖身一變以一個成功商人的姿態回到歐洲活動。然而巴比高調囂張的言行舉止，卻也讓他的行跡再度敗露並遭到法國政府注意。法國政府向玻利維亞提出引渡巴比的要求，卻被玻利維亞以兩國之間沒有引渡協議為由加以拒絕。
不過巴比也知道，自己能平安待在玻利維亞的原因，在於玻利維亞的執政者為右翼軍人。巴比長期與德國裔的大獨裁者班塞爾（Hugo Banzer）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但是後者卻終究還是不敵民主化時代的來臨而在1978年交出大權。為了防止自己被引渡給法國人，巴比居然又在1980年協助另外一個軍事強人梅薩發動奪權政變。
梅薩的獨裁政權只維持到1983年就垮台，此刻美蘇冷戰已經進入最後的歷史階段，美國不再需要巴比這樣的納粹戰犯來配合對付行將垮台的蘇聯。致力於推動轉型正義的玻利維亞民主政府，便順利成章的將巴比送回法國受審。不過此刻法國已經廢除了死刑，所以巴比幸運逃脫了被槍決的命運，於1987年被宣判終身監禁。
克勞斯·巴比得到了他應有的制裁，並於1991年因癌症病逝於里昂的監獄之中，過完了罪惡的一生。巴比到死前都還對納粹思想深信不疑，但此刻他所最痛恨的，並不是引渡他的玻利維亞民主政府、審判他的法國政府或者敵視他的共產黨人，而是利用完後又拋棄他的美國政府。他憤怒的控訴美國：「當年是你們需要我，現在我卻獨自站在法庭面前面對審判，而審判桌下藏的盡是偽善。」
加入中華民國情治系統的「日偽特工」
然而類似於克勞斯·巴比的故事，真的只發生在遙遠的歐洲與拉丁美洲，與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嗎？玻利維亞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維持到1985年，而且還被復興崗政工幹部學校納入到「遠朋國建班」的服務範圍之內，無論是前面提到的班塞爾還是梅薩，與台灣的關係都十分良好。光從這個角度來看，就無法完全排除中華民國政工人員與巴比本人接觸，甚至於合作過的可能性。
無論中華民國政府到底有沒有接觸過「里昂屠夫」，或者邀請過「克勞斯·阿特曼」造訪台灣，可以肯定的是美國政府並非唯一庇護過納粹戰犯的二戰戰勝國。如果我們把空間拉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場，那麼中華民國政府庇護的「日偽特工」比起美國可真的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在相當程度上，台灣還是靠著這些前「日偽特工」保下來的呢。
二戰期間投效滿洲國或汪精衛政權的「日偽特工」，因為主要任務就是在淪陷區對抗共產黨的關係，他們在反共方面往往比抗日戰場上的國軍擁有更為豐富的經驗，而且還更加的心狠手辣。台灣又曾經接受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讓精通日語，或者曾經與日軍合作過的「日偽特工」更能發揮自己所長，有效鎮壓台共或者台獨勢力。
到底有多少曾經在滿洲國憲兵隊或者76號服務的「日偽特工」，在抗戰勝利後進入保密局、調查局或者警備總部等「黑機構」工作，應該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統計出來的。但是從台灣左派文學家陳映真，都特別在他的小說《忠孝公園》裡設計了馬正濤這麼一位滿洲國憲兵隊出身的保密局特工角色來看，這個現象應該是十分普遍的。
畢竟陳映真是真的在泰源監獄與綠島服刑過的政治犯，相信這類出身自「日偽體系」的特務、審訊或者刑求人員是一點都沒有少見過。而且根據筆者接觸到的許多退役軍公教，或者泛藍政治團體的前輩描述，接收自汪精衛政權或者滿洲國的人員在早期台灣的情治系統中確實是占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而且還特別受到蔣經國的重用。
中華民國的克勞斯·巴比：谷正文
為什麼蔣經國特別重用他們？首先是「日偽特工」們所效忠的汪精衛政權和滿洲國都已經在1945年垮台，對現實存在的中華民國已經產生不了任何威脅。其次則是「日偽特工」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日軍掃蕩東北抗日聯軍、8路軍、新4軍與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等中共武裝，他們若留在大陸就難以避免遭受共產黨人的清算。
不過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則是蔣經國是在政府遷移到了台灣之後才開始掌握情治系統的，而且毛人鳳與毛森等大陸時期由戴笠栽培出來的保密局元老一開始還排在他的前面。蔣經國無法仰賴其他保密局或者其前身軍統局體系出來的特工來箝制毛人鳳和毛森，只能盡可能吸收「日偽體系」出身的人員，或者自新的中國共產黨員成為自己情報圈裡的心腹。
1910年出生於山西汾省陽縣，原名郭同震的谷正文就是這樣的一個代表性人物。關於郭同震早年的背景，海峽兩岸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有的指出他在1932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在抗戰初期進入由林彪擔任師長的8路軍115師服務。也有說法指出谷正文在1935年就被戴笠吸收，成為軍統局潛伏在8路軍的地下工作者。
比較可靠的資料，則指出抗戰爆發之初在北京讀書的郭同震與榮高棠、陳荒煤、楊易辰以及張瑞芳等一批左傾知識青年組成了移動劇團，在街頭上演出抗日話劇，慰勞前線將士與鼓舞民眾士氣。直到移動劇團準備轉移到延安前，郭同震才不告而別的離開劇團，讓張瑞芳等人不得不懷疑他的身份其實是國民黨潛伏人員。
離開移動劇團的郭同震，先是到山東參加了8路軍，卻在一次日軍發起的掃蕩中不幸被俘。被俘的谷正文沒有為了抗日大業獻身，而是接受了日本濟南憲兵隊城內分隊長武山英一邀請，轉而協助日軍清剿8路軍根據地和逮捕中共地下黨員。由於郭同震可能在1935年就加入了軍統局，所以他當「漢奸」替日本人服務可能是假，實際上是要藉日軍之手將8路軍山東根據地扼殺在搖籃之內。
1941年11月，即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日本為了確保華北佔領區的穩定，命令城內憲兵隊配合日軍對沂蒙山根據地的掃蕩行動。結果濟南憲兵隊部隊在谷正文協助下，在沂蒙山根據地裡當場逮捕了中共山東分局黨總支書記馬楠與中國國民黨山東抗敵協會主任李澄之兩名幹部。初露頭角的郭同震也因為立下大功，很快就得到了武山英一賞識，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
郭同震力求表現，又在1943年9月帶領城內憲兵隊搗毀了中國共產黨濟南工作委員會，並將中共濟南工作委員武思平緝拿歸案。郭同震在濟南憲兵隊濼源公館負責了武思平長達14天的審訊工作，他就如同克勞斯·巴比一般十分享受刑求政治犯的樂趣。據武思平回憶，郭同震在審訊期間動不動就用玻璃碎片扎他雙腿，有些時候還會把他倒吊起來掛在半空中毒打一頓。
另外一個由郭同震參與破獲的組織，是由簡稱「中統局」的中央調查統計局於濟南成立的鐵血鋤奸團，顯見效忠國民黨的「重慶份子」也在郭同震的肅清範圍之內。如果郭同震真的是戴笠派到濟南的「雙面間諜」，那麼軍統局與中統局的門戶之見可能是其下手整肅鐵血鋤奸團的一個重要原因，否則的話他就應該是貨真價實的「漢奸」。
曾經效力保密局香港站的忠義同志會副理事長藍玉璋先生，在接受筆者訪談時則明確表示，郭同震打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漢奸」，並不是什麼戴笠派到中共8路軍和日軍1415部隊的「雙面諜」或「三面諜」。武山英一的外號為「濟南之虎」，他因為殘酷虐殺抗日份子而聞名整個山東，還因此在戰後為中華民國國軍第2綏靖區逮捕槍決，顯見他迫害的對象絕對不是只有共產黨人。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提到的李澄之雖然名義上是國民黨人，實際上也是大力主張國共合作的左傾份子。由於他具有中共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高度政治意義，在山東8路軍內部的地位並不下於馬楠與武思平這兩位中共幹部。李澄之與馬楠也因為是指標人物的關係，武山英一為了彰顯日軍推動「大東亞共榮圈」的誠意，沒有允許郭同震刑求兩人，而是將他們軟禁起來。
他們倆人與被郭同震暴力審訊過的武思平，後來都在潛伏於濟南的中共地下黨人運作下重新回到根據地，但是那些「政治成份」沒有那麼高的諜報人員或游擊隊員，無論他們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恐怕都還是死在了郭同震手中。究竟有多少抗日份子被郭同震殺死，應該是沒有人能做出詳細的統計了，唯一能確定的是他沒有如武山英一那般在戰後得到來自國民政府的制裁。
從毛人鳳到蔣經國的手下愛將
據藍玉璋回憶，郭同震是在日本投降後以谷正文之名進入軍統局服務，然後又跟著軍統局一起改編為保密局幹員的。戴笠之所以吸收他進入軍統局，一來是他對華北局勢比較熟悉，二來則是他比一般的軍統局人員更瞭解共產黨，而且還有隨日軍1415部隊撲滅8路軍根據地的實戰經驗。但筆者接觸到的老一輩情報人員，都不認為郭同震在抗戰爆發前就已經替戴笠工作。
假若他真的是軍統局的「老同志」，那就根本沒有必要在勝利後改名為谷正文，顯見抗戰期間郭同震搜捕、刑求與殺害的對象也包括了相當部分的軍統局地下工作人員。否則的話，藍玉璋老先生不會一提到谷正文兩個字，馬上就喊出「漢奸」兩字。即便來台灣後才參加保密局工作的藍玉璋是谷正文的晚輩，但是他仍可從其他經歷過軍統局時代的前輩那瞭解郭同震的歷史。
事實上谷正文在保密局得到重用，也是在戴笠1946年3月17日因空難事故身亡以後才開始的。據說毛人鳳是在整理戴笠遺物時，看到其日記中提到「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的一句話後，做出重用谷正文的決定。谷正文很快就證明了自己的實力，於1947年9月破獲了以保定綏靖總署作戰處長許士炎中將為首的中共地下組織，一連又逮捕了一名中將與17名少將。
然而從謝士炎發展出的這個地下組織規模來看，共軍對國軍的滲透已經深入骨髓，並不是靠谷正文用殘酷的刑求手段所能營救回來的。所以除了持續搜索中共地下黨外，谷正文還承接保密局的暗殺任務，在香港殺害了意圖投共的滇軍將領楊杰，從而使中共對其恨之入骨。但如同克勞斯·巴比一樣，谷正文早就已經在保密局安排下潛逃台灣，迴避了來自中共的制裁。
從抗戰以來就與中共結下樑子的谷正文，當然也知道台灣被赤化意味著自己會有什麼樣的下場，所以替蔣家父子工作起來也格外賣力。隨著台灣的情報組織逐漸由蔣經國所掌握，谷正文的效忠對象也逐漸從原來的毛人鳳轉變為經國先生。包括基隆中學案的主角鍾浩東，還有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的蔡孝乾與張志忠等中共在台領導人，都是經過谷正文之手落網的。
精通心理學的谷正文，除審訊犯人外還專門從事遊說中共在台領袖自新的任務，因為留學蘇聯回國的蔣經國對這些馬克思主義信徒情有獨鍾，希望能規勸他們參加政府為己所用。所以凡是願意投降歸順者，都能夠得到蔣經國的寬大處置。不願意自新者如鍾浩東與張志忠，通通被送到馬場町槍斃，願意自新者如蔡孝乾則允許進入政府服務。
根據谷正文的回憶，絕大多數加入中共或者左傾的台籍青年，都在他的遊說下放棄了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甚至還為了活命不惜出賣同志，其中一位就是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李登輝。靠著過去在山東掃蕩8路軍根據地累積下來的經驗，谷正文還在1952年殲滅了中共「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在台北縣石碇鄉鹿窟村設置的根據地。
到底鹿窟村是不是中共在台灣發動武裝暴動的據點，直到今天都還是史學界爭論的焦點，不過該村內確實有以陳本江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幹部在組織活動，而且還公然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並派遣所謂「紅色小鬼隊」看守各山路隘口。顯見鹿窟村的情況，根本上就是把8路軍在河北或者山東根據地的形式原封不動搬來了台灣。
若不是谷正文率保密局摧毀鹿窟根據地，恐怕台灣就有面臨中共地下組織從內部顛覆解放的風險，所以他對復興基地的戰後穩定發展也稱得上是有所貢獻。只是在打擊中共的過程中，谷正文也把過去日軍針對華北抗日根據地的「三光政策」帶到了台灣，將許多沒有參加共黨活動的村民也一起逮捕。被判處死刑的35人當中，也無法保證都是罪證確鑿的共產黨員，從而產生白色恐怖的問題。
谷正文的爭議還不只這些，他為了阻止周恩來出席1954年4月舉辦的萬隆會議，不惜採用恐怖份子的手段爆破印度航空客機「克什米爾公主號」（Kashmir Princess），引起了國際社會，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對台灣的非議。雖然根據藍玉璋老先生的說法，他認為爆破「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其實另有其人，谷正文不過是在給自己吹牛而已。
逃脫審判的谷正文
克勞斯·巴比因為玻利維亞的民主化運動，還有美蘇冷戰的終結而失去了利用價值，最終還是沒有逃過屬於他的歷史審判。然而谷正文直到2007年去世為止，卻從來沒有為了過去他在抗戰還有白色恐怖時代犯下的罪行上過一天的法院。其中最根本的原因，還是來自於冷戰在東亞尚未結束，而且海峽兩岸之間存在的還不只是國共之爭，從90年代起又冒出了更複雜的統獨之爭。
中國共產黨自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就決定以促進「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方式來推動兩岸的和平統一，對谷正文這類「黨國特務」採取「既往不咎，來去自如」的政策。雖然就筆者掌握的資料，谷正文沒有回到過中國大陸，但是以鄧小平到胡錦濤時代的政治氛圍來看，他即便是山西老家探親也絕對沒有被公審的可能，反而還會成為「重點統戰對象」。
畢竟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後，中共領導人也從原本的「極左」變成了「極右」，對於過去那種動不動扣人帽子罵人「漢奸」，然後再給予公審的行為更加反感了。更重要的一點，則是谷正文最終與李登輝分道揚鑣，在1996年總統大選中成為了林洋港、郝柏村等所謂「統派」陣營的支持者。他與李敖經常一起上電視，介紹李登輝進出共產黨的歷史。
此種特殊的關係，讓早年協助日軍與國民黨鎮壓共產黨的谷正文，到了晚年成為了中共和新黨的「反台獨」戰友。類似的情況，在歐洲遭受納粹迫害的國家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自然讓外人更加難以理解。尤其是2005年連戰訪問中國大陸後，國共關係更是進入蜜月期的階段，谷正文在大陸不再被視為「反動派」看待，反而成為眾多大陸年輕一輩心目中的「反英雄」人物。
無論歐洲或者以色列的政治局勢如何發展，筆者都很難想像有天克勞斯·巴比會享有谷正文今日在大陸或者台灣的特殊地位。只有在海峽兩岸當前這套獨有的政治環境下，過去在大陸替「日偽」服務的人才可能搖身一變被當成「反英雄」看待。唯一能審判谷正文的，只有致力於「轉型正義」的民進黨，然而在中華民族主義的認知中，「搞台獨」卻又是比「當漢奸」更為嚴重的罪狀。
而且自視為「皇民」，想要學習國民黨巴結討好日本人的民進黨，也不會以「漢奸」名義審判谷正文。既然民進黨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谷正文又有什麼好「奸」呢？是否要為殺掉鍾浩東與張志忠，或者摧毀鹿窟根據地審判谷正文？拜託，陳水扁時代的民進黨還沒有那麼愚蠢，知道徹底否定50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將動搖整個中華民國體系的根基，而他們本身也是這個體系的受益者。
所以谷正文就這樣默默的在台北生活，直到2007年1月25日才病逝榮民總醫院，死前已經沒有任何過去保密局的老同志前往探望他，可見他在老軍統心目中並不受到歡迎。只有來自大陸的媒體人，或者年輕時代與郭同震一起演話劇的友人之後，還會對在台灣這麼一位叫谷正文的老人產生興趣，讓人感到格外的諷刺。
後來在中國大陸成為了知名紅星的張瑞芳，就對抗戰初期與自己一起演過《放下你的鞭子》的郭同震十分思念，對於郭同震的離開始終感到不解。據說她的妹妹曾在谷正文去世前打了通越洋電話到臺北，詢問他當年究竟為什麼不告而別。據說谷正文給她的答案只有短短一句話，那就是「那是我發現你們中一些人不可愛了。」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