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對抗COVID-19的鬥爭中似乎已佔上風。疫情中心的武漢正在謹慎地解除長達數月的封鎖。但是隨著該疾病席捲全球，中國產生第二波感染仍有非常高的可能性，而且對官方數據準確性的質疑持續存在。
實際上，有關傳染病最初幾周以及中國官員最近採取的行動（包括數百起拘留和直言不諱的醫生失踪）的訊息都表明，欺騙和虛假信息的造勢活動比人們所認知的更為廣泛。
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充分了解十二月和一月出了什麼問題，自那時以來北京的信息控制工作是如何發展的，以及造成最初傷害的相同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又或者更變本加厲。
什麼地方出了錯
自二月初以來，各種時間表，學術分析以及有關中國對疫情最初反應的調查報告被發布出來，在某些情況下，這對消息人士和作者們都構成了極大的風險。這些調查得出的兩個結論在今天尤為相關。
首先，對醫療專業人員的禁言和對關鍵科學數據的壓制遠遠超出了一月初廣為人知針對武漢市試圖通過微信緊告同行的八名醫生的報復行動。分析病原體的實驗室被要求銷毀樣本，發布了該病毒基因組序列的醫療中心於第二天被暫時關閉，醫生被阻止向中國的傳染病追踪網絡提交病例信息。關於衛生保健工作者生病的各種報導，顯示（疫情）初期有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早期指標，但這些消息也都受到壓制。更間接地，據報導說，官方媒體對受罰醫生的報導對其他可能發出警報的醫療專業人員產生了寒蟬效應。
其次，儘管武漢的地方官員應當受到指責，其他省份，以及中國的中央政府和國際衛生機構也難辭其咎。發布病毒基因組序列而後關閉的醫療中心位於上海。中央政府拒絕了美國在1月初派遣醫學專家前往武漢的提議。武漢官員稱他們之所以踟躕拖延，部分原因是需要北京方面的批准，這反映了習近平過去八年來的決策權集於一身。重要的是，基於台灣醫生從大陸同事那裡聽到的報導，台灣試圖在12月31日警告世界衛生組織（WHO）人傳人的威脅，但由於北京強迫國際組織迴避這個民主之島的政策，世界衛生組織對此不予理會。兩周後世界衛生組織發表聲明說，中國當局未發現人與人之間傳播的證據。
持續的混淆
一月下旬，中國當局決定對病毒採取強而有力的行動，封鎖了武漢和其他許多湖北省的城市。那時有大量居民已經被感染，也有數百萬人路過或離開了疫情中心。在危機最嚴重的時候審查制度收緊，醫院的數據仍然是粗略的，掩蓋了中國民眾和醫療專業人員遭受苦難和呈現勇氣的全貌。
但是，在過去的一個月中，甚至在中國的案件數量似乎有所下降的情形下，政府仍在繼續箝制非官方的信息來源，並向國際社會提供不完整的數據。3月10日，一家中文雜誌發表了對武漢艾芬博士進行關於疫情爆發初期情形的採訪。在線審查員進行了干預以壓制該文章，但用戶仍然找到了分享該文章的方法。艾芬博士隨後便消失了。據中國人權捍衛者稱，在3月2日至4月1日期間，因分享新型冠狀病毒相關訊息而被捕的互聯網用戶數量幾乎翻了一倍，從452人增加到897人。三名在武漢工作最突出的公民記者被拘留後仍未露面。
同時，有關中國官方公布的感染案件數和死亡人數仍令人存疑。衛生專業人員的患病數據僅在2月14日通過研究論文而非官方渠道發布。二月下旬，山東省洩露的一套文件表明，省級衛生部門蓄意進行數據欺詐和對病例數量的縮水。隨著武漢解除封鎖，根據儐儀館和當地居民的資料進行的新估算表明，武漢的死亡人數可能是官方報告的10倍。
中國壓制性政治體系的日常運作無疑並沒有改變。記者和醫療專業人員因試圖在官方渠道之外分享信息而繼續面臨懲罰。在習近平領導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贏得了這場病毒的「戰役」的宣傳敘述—即使像諸如美國、義大利和英國等國家都在掙扎—也給地方官員施加了巨大壓力，要求他們避免承認其管轄範圍內有第二波感染病例。習近平從黨內清除政敵和批評家的努力減少了執政精英內部異議或路線改正的可能性。在最近一次針對批評習近平處理危機的公開信，對房地產大亨和共產黨員任志強「嚴重違紀違法」的逮捕和調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展望未來
所有這些因素都表明，中國對第二波感染的應對可能會遇到與應對最初疫情爆發時同樣的問題。鑑於疫情在中國比世界其他地區提前了約三個月的位置，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提供的有關免疫力，無症狀傳播等疾病的數據以及疾病本身的性質將為其他國家如何分配珍貴資源的策略提供參考，並如何最終取消社會距離的規定之策略告知訊息。
北京在其他問題上的不誠實無助於此類數據的可信度。最近幾周，中國外交官放大了有關該病毒起源於美國，意大利或其他地方的虛假陰謀論。ProPublica於3月26日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了一個含有被劫持了的真實帳戶的虛假的推特帳戶群的網絡，這些帳戶正在秘密地將中國政府對病毒的宣傳傳播給全球觀眾。該網絡的一部分連接到一家與中共中央統戰部有關係的北京公司。
在這種情況下，外國政府、情報機構、衛生專家和新聞工作者應繼續尋找有關中國正在發生和過去病例的獨立和非官方信息來源，包括分別與中國不同地區的醫療專業人員諮詢他們醫院的情況。
此外，如印度正在進行的，衛生專業人員和政治領導人與台灣合作將會有很好的結果。加上對中共的合理懷疑，台灣對病毒快速且有效的反應已被證明是世界上最好之一，也這加強了台灣與世界衛生組織接觸的必要性。
此外我們還應該努力繼續監視，揭露和消除包括在社交媒體上面向外國的虛假信息。新聞媒體，外國官員和普通用戶應格外小心，不要宣傳虛假言論，或利用北京的宣傳為他們在本國政治角力中加分。正如一位中國觀察家所建議的那樣，在中國官方數據的報告中不妨把個星號，代表對其準確性和潛在操縱性的擔憂，這個星號不能因為測試能力不足或衛生系統不堪重負而被註銷。最起碼，外國新聞媒體應該考慮終止與中國官方媒體的付費文章和其他內容共享協議，就像英國《每日電訊報》正在做的那樣。
北京很可能將這些預防措施描述為「反華」敵意、不知感恩或地緣政治博弈。但是，根據迄今為止在新型冠狀病毒方面的經驗，中國和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有充分的理由對中共領導的政權及其所提供的信息保持清醒的看法。隨著人類對抗COVID-19的鬥爭不斷，國際社會必須與中國衛生官員和醫學專業人員合作，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忘記對其國家政治領導地位的明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