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冠疫情的累計確診人數截至四月十二日已超過五十六萬，死亡人數超過兩萬二千人，成為全球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與疫情同時來臨的還有大規模失業和經濟衰退。
死亡率遠低於英法義西等國
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在疫情初期的行動無疑是緩慢的。媒體報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一月就收到了關於中國武漢的病毒預警，白宮經濟顧問納瓦羅（Peter Navarro）向川普提交了一份政策備忘錄，指出在最壞的情況下，可能有三成的美國人口被感染、五十萬人死於該病毒。
在二月的第三周，川普政府的高級衛生官員認為美國應該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例如社交疏離等，但並沒有引起川普的重視。白宮內部對應採取措施的激進程度也存在異議，這一切都將美國引導到了今天的狀況。
但對比歐美各國已報告的資料，美國與德國的表現仍然可圈可點。美國在確診人數超過五十五萬時仍然保持著約四％的死亡率，德國在確診超過十二萬人時死亡率約二．三％，均遠低於英、法、義、西等國。
美國媒體批評本國的檢測率低於韓國，但從絕對值來看，能在短時間內快速提升大於五十萬的檢測能力，並在確診人數逾五十萬時仍未出現醫療資源擠兌，保持了較低的死亡率，這本身就說明美國的政府和社會一旦動員起來，能量還是相當可觀的。
這次疫情為美國提供了一次部分自我糾錯的機遇，機遇存在於對政府角色的再審視。
首先是政府是否應在公共支出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共和黨傳統上主張小政府，川普上台後更是大幅削減公共衛生部門的預算。在疫情面前，美國選民也許應重新審視政府在公共衛生部門的支出，以及對包括疫苗研發在內的醫藥創新領域的投入。
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因疫情受挑戰
另一個機遇是對美國的領導力與總統的再選擇。如果行動更早更迅速、如果川普沒有輕忽說是一次「流感」，美國民眾也許會有更高的警覺，也許不會造成如今的龐大確診數字。
如果聯邦政府在一月底或二月歐洲疫情開始抬頭的時候就動員國內生產能力，生產更多的個人防疫設備，也許如今醫護感染人數會少很多；如果聯邦政府對各州政府提供更多物資支持，也許多個疫情熱點州的死亡人數會少很多。
疫情也使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進一步受到挑戰。現在歐洲各國已不期待美國能向盟友提供更多的幫助。歐美的許多國際學者與媒體也在擔心，中國、甚至越南利用此次疫情向國際社會提供公衛產品的援助，填補了美國留下的權力空虛。
此外，美國人如果足夠幸運，應該從疫情中得到的啟發是，如今的全球化不僅是經濟與人員流動的全球化，病毒也有全球化流動的能力，大西洋與太平洋已不能充當病毒的天塹，在美國版世界地圖上，看似遙遠另一端的國度中發生的疫情也同樣發生在本土，將不再是不可想像的。
對美國來說，難以快速糾錯的是種族歧視，或許此次疫情後，對亞裔的歧視和對中國的敵對不但沒有被反思，反而更加深刻。
美國在國際地位的相對下降帶來了焦慮感，或許將會使美國在針對中國的國家行動中採取更激進的行動策略。而在美國社會內部，對於亞裔的歧視行為可能會擴散到社會中其他各族群，特別是各族群中的中低收入群體。
多年來美國在身分政治方面的矯枉過正，導致白人男性感受到長期受到忽視，雖然因川普的當選有所緩解，但白人的身分認同焦慮感並沒有隨之解除。
隨疫情而來的，還有大規模的失業與已經可預見的經濟衰退，這將使全美再次置於艱難的經濟境地。白人的身分焦慮，或許會因未來的經濟衰退再次啟動。
有學者將此次疫情稱為美國衰落的一個歷史拐點；也有學者認為疫情後，全世界迎接的不是中國的崛起，而是如印度裔作家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在二○○八年提出的「其他國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
但美國也是一個自我危機感深重的國家，在○八年金融危機、九一一事件、過去歷次戰爭、漫長的冷戰時期，「美國衰落論」都曾出現。
中國沒有媒體擔任監督角色
美國媒體對本國的批評向來不留情面，在英文世界中，也許美國應對疫情的措施是被媒體批評最多的。中國雖然積極與各國分享抗疫經驗，但媒體的監督角色受到極大的限制，未來大概也很難從體制層面反思疫情擴散的原因。因此，美國疫情應對中的弱點也許被美國媒體放大了。
假如今年十一月的大選後，拜登（Joe Biden）成為新的美國總統，未來的美國是否有機會重建與盟國的關係、重塑美國的世界領導力？也許仍然值得期待。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