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蔣昕佑也坦言，往往訴訟流程中，最後都是以雙方和解、談好和解金額來結束，並不會真的把官司打完。「通常官司會打到最後的，都是因為情緒」。蔣昕佑解釋，比方說侵權方一開始態度很跋扈，或是中間刻意拖延訴訟時間，要求創作人證明如「你怎麼證明這首歌是你作的？」一類的問題，這種行為很容易激怒當事人，拚一口氣也要告到最後，「到時候，就是兩邊在比誰先受不了」。
委託律師為「告訴代理人」 由律師赴法庭辯答
而在這類型的訴訟上，蔣昕佑也建議，創作人可以委託律師為「告訴代理人」，讓律師代替當事人去法庭上辯答。好處是當事人不一定要出庭，可以節省不必要的時間浪費，因為一個案子可能會要開很多次庭，委託代理人後，通常會由律師出庭，當事人通常只有調查事實、釐清授權情況的那一次才需要出庭；其餘的庭期，如果檢察官預定的開庭內容只是法律爭議，或證據資料的補充，當事人就不需要一起來。
有些創作者可能為了節省律師費，因此不委任律師進行告訴程序，此時將由檢察官全權擔任刑事部分偵查、公訴蒞庭的工作。但蔣昕佑解釋，檢察官的專業不一定是著作權領域，加上一個檢察官通常同時要負責很多案子，未必能全力貫注在單一案件上。如果預算許可還是建議委任律師，可以協助檢察官調查證據與法律適用。
政府訂定型化契約？恐降低靈活度
而對於目前業界的授權書、合約書，常常是當事人雙方自行撰寫，才導致語意不清，或解讀意思不同的情況，民間有希望政府推動定型化授權契約的呼聲，以詳盡防範可能爭議。對此蔣昕佑指出，基本上不建議，由政府來限制合約的形式，對市場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可能限制了創作者跟廠商合作的靈活度。且在契約自由原則下，政府要限制人民的自由，必須要有夠合理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