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台灣人製作的內容就不一樣了，一開始製作的是台灣人、散播的也是台灣人，這樣的內容效果非常好，畢竟台灣人非常懂台灣人需要什麼、想聽什麼，例如選舉期間台灣也有地方農民曆出現「中國要統一台灣，韓國瑜是天選之人」的訊息，而地方幫派也有被滲透。
村里長亦是被鎖定對象之一，例如《報導者》2019年底〈從「雙棲里長」到「里長組黨」，中國因素如何深入台灣選舉基層？〉一文，便點出台灣里長在國台辦安排下與習近平會面、呼應中國「一代一線」戰略的狀況。
沈伯洋說，當中國在台灣散播假消息、而里民又從里長那邊得到同樣的消息，狀況就會變得非常棘手。至於宮廟，就沈伯洋觀察來說滲透其實沒那麼嚴重、台灣很多在地宮廟是痛恨中國的，這時中國就會改成「蓋宮廟再滲透」。
並不是每個台灣人都甘願成為中國外宣工具，於是中國也會用別的方式來拉攏，灑錢要求台灣知名人士別罵中國就好。例如著名網紅「館長」陳之漢，過去反紅媒時便透露自己有被中國人接觸，酬勞是1個月150萬、為期半年，工作內容是「罵中國越少越好」，就這樣而已。「館長是拒絕了，這我們都知道，但其他人到底會不會拒絕？我覺得很難拒絕，真的太好賺了」沈伯洋說。
談起該如何抵禦中國各種資訊戰攻擊，沈伯洋最感惋惜的，是台灣很常錯失良機。例如在中國官方宣傳下，會講得好像中國拯救世界、中國第一時間通報WHO，但其實第一個提醒世界武漢肺炎可能會人傳人的，是台灣。。沈伯洋強調，要抵抗資訊戰不只要防守、還要進攻，對外宣傳打出去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此外，相關團體也會在2020年繼續力推「中共代理人法案」。台灣存在許多中共代理人，包括台商、基金會、學校教授，教授會提供台灣輿情、甚至「台獨名單」給中國，另一方面美國智庫也在中國滲透下開始說「中國在幫全世界爭取時間，是川普沒把疫情控制好」等語。
沒有法源 警察局、調查局無權查清「中共代理人」
沈伯洋認為，這些中介者該被揪出來，但揪出來要靠法律，要透明化、可調查、授權給第一線執法單位如警察局、調查局，否則沒有法源的話這些單位也不敢動、動了只會被罵，代理人法案至關重要。
至於代理人法案該怎麼規範，沈伯洋說，會推出更細緻的分類，直接跟黨政軍勾結還收錢的就禁止，還有一種是「透明化」，做沒關係、但要揭露金錢來源，還有其他學者提出「西進稅」的構思，這筆錢也可以像買保險，如果去中國的廠商受到打壓無法經營，這筆錢就可以協助度過難關。
除此之外，台灣人還能做什麼？沈伯洋說，台灣因為選舉因素，通常只有選完2年內有機會做些什麼，因為若人權團體、倡議團體要推跟中國有關的議題與立法，勢必進行協調一起思考優先順序、有哪些是要先法制化處理的。
至於一般民眾，如果在網路看到假訊息，沈伯洋力推謠言澄清網站「MyGoPen」，上面不只羅列已澄清的假訊息，也有提問專區，有機器人自動回覆、無法解答的則由真人一對一親自回覆，這團隊只有3個人，1天要回到訊息高達上千條，需要大眾多鼓勵支持。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培養一套辨別資訊的能力、讓假消息無從入侵，就沈伯洋經驗來說，半年就足以改變一個人，基本的訊息判別能力，仍是對抗假訊息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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