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香港學運風起雲湧，看到香港訴求真普選的漫漫長路，世人無不翹首以待北京，祈願北京給予香港市民西方式的真民主。目前的訴求就是要求北京人大常委會回收對特首人選的確認權，兌現特首由香港市民直選。
香港有可能通過學運取得市民提名的直接普選嗎？歷史的經驗很清楚，不可能，而且可能因事態持續惡化拖死香港。這只能說，直接抗爭的策略在香港是沒有空間的，注定是悲劇，而且影響深遠。李嘉誠會從香港啟動撤資多少看到了苗頭。
但歷史不可能是倒退的。不少人以六四天安門為例，期待北京吸取教訓。但這只能是一個命題，而非現實。六四有沒有改變共產黨？有，但這種改變來自共產黨自身，即「以我為主」。
六四之後的改革開放就是加速以老百姓生活小康為目標的翻身運動，不及其他。從六四到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加速經濟面的改革和開放，逐步解放生產力，雖然其間有不少問題，打貪防腐的反面就是證明；然而這廿幾年的實質成果，有目共睹，也讓中共政權稍稍恢復信心，如何處理香港直選也就定了調。
就香港市民的理解，不過是市民提名的普選；就中共的理解，這是內外壓力同步湧現，不僅是周邊的挑衅，且有內部的異議和抗議。稍稍理解中共政權運作者應知，在中共認定的重大議題上，除非政權崩潰，根本沒有外部直接且公開干預的空間，至少在面子上中共會以為掛不住，這且涉及中共的合法性。
如果占領中環在中共眼中已有外部敵對勢力介入，這是定性，不論其認定有無爭議，那就是敵我關係，必要以敵我關係來對待。占中學生可以自恃有國際媒體關注，甚至有兩岸關係制衡以及美英日的公開關切。但對不起，這種外部作用只能顯現在外部，內部若有爭議，對外也是統一口徑。
在中共眼中，香港長期受惠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具有地理上的窗口作用，北京偶而也拿來運用，在冷戰時代，香港確實扮演了重要角色。就革命歷史論，香港市民特別是中共建政以來從未與大陸同胞同甘共苦，不論中共政權治理面的成敗得失，香港從來是獲利者、受惠者。
香港回歸的真義於中共不是一個領土主權的回歸而已，而是香港市民如何在認同面回歸，從歷史文化面回歸，這就涉及香港的教育和東西方政治文化的異同和選擇。對北京而言，這是一個必然，對香港市民，這是難題，但決定權不在香港市民。
北京會克制對香港施暴，六四是前車之鑑；正因為六四，北京會利用更迂迴的手段，會等待。在等待期間，北京會讓香港激情徹底宣洩如同六四，同時在各方面讓香港吃緊，等待學運可能出現的裂變、裂解。
再說一趟，六四的答案在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在今天的中國崛起。香港有沒有可能成為改革中國政治的阿基米德的著力點，把香港搞個天翻地覆這有可能，但要撼動北京當權者的意志，則難上加難。鄧小平從六四拖到九二年，這其間有三年空檔整頓六四餘波；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國積累的綜合國力比鄧小平時代要強許多，底氣更深。這是可以預知的。
香港學運的新抗命時代當然可以成立，且必有史家大筆書寫。這種以街頭訴求爭取西方式民主、爭取西方式直選的運動，可以說是單向的思維和訴求，易於激動人心；但北京的設想則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利害權衡。思維角度不同，這就不可能形成有效溝通或是對話。
中共有無可能退讓，從人大常委會退讓看似簡單，問題當下可以解決，但這有可能是底線嗎？退了，下一步在那裡，這是鄧小平當年的自問自答，也是習近平的課題；但香港市民和學生不必也不可能為北京操心，正是所見不同、處境不同，應對更是大相逕庭。
香港市民和學生多數藉由西方思路看北京。看到的是北京政權有合法性危機，且無政治責任的承擔機制；但北京看到的是骨牌效應，看到的是前蘇聯是怎麼崩解的，中共此時的思考，當然就不可能同情香港學生，而是大局和國情。
今天看似香港和北京的角力，於北京則是一盤棋，講白了，還有疆獨、藏獨、台獨以及內部社會分化衍生的諸多議題。就在學運之前，習近平已就台灣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提出新的說法，這不僅是對台，也是對周邊新情況和新問題的對應。其間所傳達的訊息很簡單，那就是彈性很大，但要在既有已設定好的軌道上運行。越過紅線出現的禍害，習近平用白話說，兩岸人民「記憶猶新」，從六四到海峽危機都可列入。
歷史的前進和倒退，有時很辯證，我預言學運必成，中共必贏。還可以進一步說，學運必成於眼前，禍害香港於未來；中共必贏，所有改革開放，包括政治上的，皆得以我為主，這是近現代以來反帝、反殖，振興中華的總目標。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