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筆至此，我們終於浮現出一個更大的疑問：如果《大學法》第5條可以將原本的大學評鑑改為自評以杜絕評鑑泛濫之弊，那麼，為何《大學法》第21條的教師評鑑卻可以放任其為惡，繼續拖垮台灣各大學教師教學與研究的學術能量？
曾聽聞一位國立大學哲學系前輩的說法，他說：「大學裡要出現真正的大師，就必須要容忍還有混蛋的存在啊！」言下之意，他當然是不贊成大學對教師進行評鑑，因為作為學術思想重鎮的大學，理應享有全然的自由多元，不能有任何的外在因素干預，如同教育部不應利用大學評鑑制度來干涉大學自治，各大學的行政管理者，也不應該以教師評鑑之名左右大學教師的學術發展。至於少數不適任教師的存在，或許可能是大學邁向自由學術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極小代價，倘若為了淘汰這些少數的不適任教師，反而在評鑑制度上造成絕大多數教師的學術限制，更何況目前的各大學的情形是，即便造成了大多數教師的不便，也依然淘汰不了那少數的不適任教師。是故教師評鑑的實施，其利弊得失之間如此明顯，為何教育部仍執意行之呢？
如同科學哲學家保羅·卡爾·費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 1924-1994）在《自由社會中的科學》（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1978）告訴我們：科學必須建立在一套「無政府主義」的基礎上，因為沒有任何一套方法可以獨斷地決定科學的發展方向，也因為這樣，才能讓在科學內的每一個個體得到完全的自由以發揮其自身的特質，然後，科學才有可能多元而完整地進展。
在此二十一世紀初的今日，當我們重新省視人類社會的智性活動時，我們可以發現當代學術界正面臨二方面的危機：一是關於學術社群的外在壓力；一是關於學術社群的內在僵化。前者來自政治、宗教、輿論、經濟…等各種外在干擾因素；後者則因為當知識的活動變成例行性的工作或謀生的工具時，知識份子便被局限於特定的範疇內而看不到更廣闊的社會或歷史脈絡。
教師評鑑制度，其實就是當代學術「外在壓力」與「內在僵化」雙重危機下的產物。於是，作為一個大學教師或知識份子，我們難道不該自問：我們是否已經迷失在這層層疊疊的教師評鑑制度裡，而忘記我們本該具有接受外在壓力考驗的勇氣、以及跳脫內在僵化的覺醒嗎？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