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滿二十五年的健保既是一種健康風險分攤的機制，也是公民身分的重要元素。它的資格賦予不單單是中華民國國民，也應該是長期居住在台灣，跟我們有健康風險連帶的成員。
武漢肺炎的爆發明顯地標誌出台灣與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健康風險共同體。對這個明顯的區分，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認為是民進黨政府「企圖利用疫情煽動台獨意識，完全暴露了以疫謀獨的陰謀」。
中國政府凡事政治掛帥，這種政治語言是常態，但在「防疫」與「台獨」的連結上，這個判斷卻是正確的。不過把它想成民進黨的圖謀，則是過分誇大了民進黨在這件事情的影響力。
社會保險標誌現代福利國家起飛
台灣政學界談到社會福利體制，總是推崇北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體制（social democratic regime）。
但是北歐模式的創立得力於戰後高速的經濟發展，凱因斯（John M. Keynes）的國家導引發展模式，以及國內紅綠政治聯盟，才能建立一個涵蓋率普遍與給付優厚的社會權制度。六十年來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複製這個模式，顯然這是在諸多歷史條件匯聚下才成功的制度。
真正成為世界主流的社會福利制度是社會保險。從一八八三年在德國被制度化之後，一百多年來在世界各地被擴散，國際著名的福利學者斯坦．庫恩勒（Stein Kuhnle）就說：「社會保險的出現標誌著現代福利國家的起飛。」
社會保險之所以能夠成為主流社會安全制度，是因為它有兩個特性：
第一、它提供風險分攤的功能，能夠集眾人之力，把個人生活中遭遇的巨大風險，轉化成社會集體能夠分攤的代價。台灣的健保正是充分發揮這種風險分攤功能，才大大地改善弱勢群體的「醫療近用權」（access to medical resources），同時還減少政府的財務負擔。
第二、社會保險在繳費與給付之間具有一種制度的彈性，如果給付水準與繳費完全對價，那就變成商業保險；如果給付優厚，保費為零（由稅收支出），那其實就是北歐模式。因為可以在市場與國家兩端游移，所以每個政府都可以依照自己的稅收條件、發展需要，甚至於職業偏好來進行各種繳費與給付之間的方案調整。
因此，社會保險制度是一種精密的經國之術（statecraft），通過財務、人口、疾病盛行率等精算，達到用最低的成本購買到需要的社會安全措施，以維持統治權力的正當性。在良好的治理之下，社會保險不但可以是資本積累最有效率的調控手段，它甚至可以促進社會團結，讓不同階級的人認為國家存在的目的是人民的福祉，從而將階級認同轉化為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
當道德遇上資源有限
在健保民意調查中，有七成民眾認為健保有醫療浪費的現象，但幾乎有同樣比率的民眾認為自己並沒有浪費健保資源的行為。這種「治療自己就不算浪費」反映的不只是人性的自私，更深一層的意義是醫療「應該」用在誰身上、「應該」照顧到何種程度才夠好，是一個實然的醫療資源限制與應然的道德態度相互交纏的難題。
今年三月，台灣推行健保制度滿二十五周年。健保制度在研擬時期一直不被看好，主要的理由就是過於容易取得的醫療資源將導致「浪費」行為，從而造成巨大的財務失衡問題。
一九九五年立法院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時，附帶決議兩年之後再行檢討整個法案。當時的政治與學界菁英們其實就是認為兩年之後，健保制度就會垮台收攤。但實施兩年之後，民意支持率高達七成，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公共政策。
即使財務支出節節上升，但通過提高費率、對醫護人員的勞動壓榨、總額支付制度、對非薪資所得課徵補充保費，甚至於「吸菸救健保」的菸捐等，一路走來，關關難過關關過。健保制度銘刻的是台灣人對「普遍納保、高品質醫療、低廉費用」的集體實踐與努力。做為一種健康風險分攤的機制，健保理論上應該把所有在台灣生活的人，不論有無國籍全都納入考量，因為外來人口長居台灣，他們的健康風險自然會與台灣社會產生連帶關係。
但另一方面，健保做為一種社會權（social rights），是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重要元素，它的賦與直接關連到做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客觀的國籍身分（identification），以及主觀的國族認同（identity）。
健保資格不限賦予國民
因此，健保制度同時體現的是健康共同體與國族共同體的交集。它的資格賦予不只是中華民國國民，而應該是長期居住在台灣，跟我們一起承擔健康風險的「自己人」。
血友病少年這個案例最大的爭議就在於，他們的家庭比一般台灣人更大地受惠於台灣這個健康共同體，但其母親熱愛的「祖國」，卻是長期打壓這個共同體不遺餘力的敵國。對許多親中人士而言，台灣本身沒有存在的價值，台灣的價值端視於它能為中國貢獻什麼利益，這種心態其實就是典型的帝國殖民主義。
＊作者為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兼東南亞中心主任。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22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