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明星群體不同，社會閒雜人員及類似的邊緣人群，吸毒往往伴隨著其他的反社會行為，如搶劫、盜竊和傷害他人。但社會學和心理學的研究揭示，與其說他們的反社會行為是因為吸毒而引起的，毋寧說吸毒和其他反社會行為都是他們行為失控的結果。因此，不是吸毒帶來行為失控，而是行為失控導致濫用毒品。所以，國外在幫助吸毒人員戒毒時，除了設法戒除其毒癮外，還積極地進行心理干預，其中重點就在幫助他們重新適應社會，培養積極自尊。
當然，基於明星的知名度和受關注度，他們的行為問題會帶來不好的示範效應，特別是對他們的粉絲群體。一旦他們的粉絲知道追崇的偶像明星在吸毒，對青少年粉絲來說肯定會帶來不良的示範。換言之，明星吸毒帶來的社會危害性，更可能反映在傳播後的示範效應上。但是，明星自己不會去主動傳播吸毒行為的訊息，熱衷於傳播的是媒體。例如，香港媒體著名的狗仔隊，他們挖掘到明星吸毒就會當作炒作的噱頭。但北京查獲的這些明星們，卻無一是媒體自己挖掘出來的，而是由警方提供訊息。
像寧財神吸毒被查獲後，警方和全國最大的公共電視台合作，將寧財神的臨訊口供在黃金時間直接傳播出來。這樣公開、主動和黃金時間的播出造成的社會危害性，無論怎麼衡量，都遠遠大於寧財神在私下隱秘的吸食毒品行為。如果說，香港因狗仔隊聞名的私人媒體常常因追逐噱頭而罔顧社會良知，往往成為擴大和傳播明星不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助推器。那麼，執法機關和國有電視台挾公權來主動將明星的不良行為爆料炒作，以擴大和傳播其不良行為，就實在令人費解。
至於吸食毒品是否對當事人有害，則要區分對待。有些毒品，如海洛英、可卡因會對大腦的神經系統造成明顯的損害，並進而損害吸食者的正常社會生活，因此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立法對販賣和吸食此類硬性毒品的行為予以嚴懲。但像大麻、冰毒這樣的成癮性和危害性較低的軟性毒品，是否有必要嚴加禁止則存在爭議。起碼從科學的角度，大麻的成癮危害性並不比香菸和烈酒更大。
像美國這樣對硬性毒品傾向於嚴剿的國家，繼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幾年前立法使製造、販賣和吸食大麻合法化後，現在美國社會正推動在全國立法使大麻合法化的討論和爭議。2013年，美國民意調查機構蓋洛普的調查數據顯示，58%的美國人認為大麻應該合法化。事實上，幾年曝光的明星吸毒全部都是吸食軟性毒品，而無一例是吸食硬性毒品。
在立法頒行吸食大麻合法化之前，吸食大麻作為違法犯罪行為，政府部門嚴格執法無可厚非，依法懲處吸食大麻的明星也沒有任何問題。但是，通過媒體和輿論對其口誅筆伐；以及公然組織演藝機構簽署《北京市演藝界禁毒承諾書》，承諾不錄用、不組織涉毒藝人參加演藝活動就是明顯赤裸裸地歧視曾經吸毒的藝人，本質上屬於集體違法行為，因此造成的社會危害性數以千倍計地超過明星的吸毒行為。
既此，不難判斷，「明星更愛吸毒」，以及「明星吸毒的社會危害性更大」這兩個問題本質上是偽問題。濫用媒體暴力，以及集體粗暴歧視吸毒明星藝人才是真正的問題。
＊本文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原文刊載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