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第二類，則是窳陋社區（當中許多是「整建住宅」）的改建。面對這些有明確風險的破落地帶，又豈可抱著一種「城市該有異世界」的獵奇態度？
第三，西區也還是有理當進行高強度商業開發的區域，規模最大也最關鍵的即是台北車站特定區的開發。「在野整合」電視辯論時，柯文哲說他不要「雙子星」，而打算在原地蓋「青年創業大樓」，但「青年創業」豈是蓋一座大樓就可以促成的？台北市的玄關與最重要的轉運樞紐，又為何只因郝市府鬧出弊案，就不宜再做為中心商業區（僅管發展台北車站特定區是民進黨長期主張，而民進黨是「在野大聯盟」最大政黨）？
由此可知，不管素人或權貴，對於台北市政都缺乏厚積而薄發的能力，無法清楚匡列城市發展願景，自然也拿不出政策工具。柯連候選人們或許從沒有試著去了解過，為什麼東區商圈至信義計畫區一帶，會躍升為台北首屈一指的中心商業區？而西區會逐漸沒落？前者的侷限是什麼？後者的機會又是什麼？
台北市戰後會向東發展，較為人所知的是因為「黨外市長」高玉樹運用美國資金，將日治都市計畫道路逐條開闢，但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主導美援運用的行政院經合會，將台北市的商業區集中劃設在新生南北路以西卻又無法開闢，以致於沿東向道路配置的路線商業區雖然逐漸繁榮，卻仍不足分擔各種商業活動集中在台北車站前後到西門町間，對此彈指之地產生的龐大壓力。
從張豐緒市長任內，台北市即展開「副都心」、「次都心」的開發，但最早選定的「營邊段副都心」卻在小蔣指示下，挪為中正廟的預定地。到李登輝市長時，才正式決定以原本是「普羅版民生社區」的信義計畫區，做為副都心的設置地。不過副都心建設的同時，西區應該要能同步更新，沒能同步更新並非不需要，而有當年的制度因素在。
中央政府與台灣省政府在西區擁有接收自日本人或由交通建設產生的龐大資產，以致於台北市政府無法獨力推動西區的開發，偏偏在黨國合一年代，官派市長既無法公開砲打中央，在國民黨的接班梯隊中也與省主席有著微妙的競合。從如李登輝市長時台北市政府找上當時交大教授張家祝，研究以東區為核心的中運量捷運的過程與結果中，即可發現此制度因素對於台北市東起西落的巨大影響。
但信義計畫的發展限制，也正在於它並不是台北車站。早在吳伯雄擔任市長時，台北市政府就發現原本以次都心規格規劃的信義計畫，過度倚賴幾條計畫區邊緣的聯外道路，城際運輸的處理能力也有缺陷；相較於台北車站特定區，信義計畫區距離台北都會區人口分佈的重心也比較遠，從縮短絕大多數人每日通勤時間的角度而言較為不利。
2006年郝龍斌選市長時在各大報刊登的競選廣告，宣稱要讓大稻埕人在淡水河邊做傳統手工藝來吸引觀光客，顯然是把西區當成小熊維尼的奇幻森林。但無知地以「多元」當藉口，無視西區的人口空心化，無視許多老台北真正的優雅文化因此正在流失（比如，民生西路肯特西餐廳最近掛起了租屋布條、大千百貨修復後閒置多時、博愛路商辦只剩特賣會），心態與當年的郝候選人其實相去不遠。
本文還只談了「兩顆心」。台北市長該要決定的「心問題」，其實還有當年無心插柳的內湖科技園區與原本市中心路線商業區的相互關係如何定位；有南港經貿園區與附近腹地的變更；有填土中的北投士林科技園區是否繼續複製內湖南港的廠辦經驗？或是要提供台北其他更缺乏的公共機能？如果柯連候選人不處理這些正事，卻忙著為修辭學交鋒，那這場選舉恐怕成了齣有兩隻騾子的低俗喜劇。
＊作者為台北市大稻埕人，因為老家就在台北車站旁邊被推舉或鄙棄為本土型天龍人。自以為是進步的社會自由主義者，但留學時被歐洲同學揭發自由主義認同來自於當不了社會主義者又覺得保守派屬於鄉巴佬。唸過一些法律，但也常被誤會唸的是交通都計或社會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