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雙邊的歷史發展，有著相當不同的歷史軌跡。
從生活、經濟型態來看，三、四百年來的台灣社會有著非常濃厚的海洋文化性格。所謂「海洋文化」性格，是相對於「大陸文化」而言。近代的海洋文化較具有濃厚的商業根性，它是比較具有流動性的、開放性的、多元性的、包容性的；而大陸文化，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由於農業是安土重遷的，因此相對來說，它是一個比較封閉、保守、靜態的社會。
台灣的海洋性格，從荷蘭時代便已展現出來，甚至有學者說，台灣的開發與世界的走向海洋時代大抵同步而行。荷蘭人來台灣之後，經營米、糖、鹿皮等外銷，並且在台灣發展轉口貿易。台灣不但已經顯現出以外銷為導向的經濟雛型，也已扮演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角色，用現在的話說，簡直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這種以外貿導向為主的經濟雛型，使台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
1662年鄭成功接受何斌的建議，攻取台灣。何斌在給鄭成功的建議書中，特別提到台灣這個地方「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眾，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江日升，《台灣外記》）其中所謂「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指的就是台灣可以發展國際貿易。鄭成功繼承其父親鄭芝龍的海上霸業，這股勢力雖然曾被視為「海盜」，但若將之形容為「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也許更恰當。1654至1655年之間，鄭氏一族所屬的貿易船，約佔當時全中國船的74%，因此要操作價格相當容易，所以鄭成功的海外貿易，在日本和東南亞各地都佔有支配地位。這股「武裝化的私人海商集團」勢力來到台灣之後，果然突破滿清的封鎖。到了鄭經時代，國際貿易更加發展，台灣的糖甚至銷到英國去，英國在台南還設有商務代辦。鄭經時代台灣的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安平一直扮演著自荷蘭時代以來遠東貨物的集散地角色。誠如清初郁永河在《裨海紀遊》〈鄭氏逸事〉中所指出的：「我朝（清）嚴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凡中國各貨，海外皆仰資鄭氏，於是通洋之利，惟鄭氏操之，財團益饒。」其所謂「通洋之利」，用現代話說，就是國際貿易的利益。台灣史學者黃富三曾評論說：「鄭氏王朝秉承其家族之海上活動傳統與閩南地區的特性，來台後並未改變荷蘭人的重商路線。此乃大量軍民突然入台，經濟未崩潰，且以小國寡民能與大中國抗衡的奧秘所在。」
滿清帝國佔領台灣之後，因消極治台，台灣之發展主要是靠民間的努力。又因清國係大陸封建古國，閉關自守，不重經貿，台灣原本自荷蘭以來的海洋經貿特色，因此大減，過去作為遠東貨物集散中心的地位也大大跌落。只靠著「郊商」進行海峽兩岸的區域貿易。
19世紀40年代以後，由於台灣的煤、硫磺、樟腦等物產的誘惑，英、美等西方列強曾有意染指台灣。1860年以後，清國應列強要求，在台灣正式開港通商，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台灣貿易又迅速擴張，糖原本就有國際市場，樟腦更是獨特商品，茶也後來居上。貿易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1878年之後的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這種現象剛好說明了台灣具有濃厚的海洋商業性格。也因為如此，引起其他列強更加覬覦台灣。經過1874年和1884年兩次外力的入侵（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以及法軍利用清法戰爭曾侵入北台灣和澎湖）之後，清廷有感於台灣地位不容再忽視，乃將台灣脫離福建，獨立設省。台灣省首任巡撫劉銘傳，積極推展洋務建設，成果可觀。沒想到推展洋務運動比清國內地要慢1、20年的台灣，成果竟然超越清國其他各省。當時全清國的第一條鐵路，第一條鐵路隧道，第一個自辦的電力公司，第一條架設的電報線，都在台灣出現。
1895年台灣雖淪入日本的殖民統治，卻也因此避開了當時中國的動亂，透過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間接吸收了近代產業文明。使得台灣社會與中國大陸的社會差距更大，以致終戰後，台灣雖歡迎國民政府，終因雙方落差太大、隔閡太深，1年4個月後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我們從表面上看，二二八事件好像是族群間的衝突，但若再深入分析，其背後是一套海洋文化所孕育出來的社會，跟大陸文化社會之間的適應失調。
日治時代，台灣與中國的落差，已經被當時一些沒有種族偏見的中國知識份子看出來了。在這一節裡面，我們準備介紹幾則史料，可以從中想見兩岸的落差。從以下幾位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證，我們可以發現他們都肯定當時台灣較諸中國大陸進步。
梁啟超的見證
中國近代著名的知識份子梁啟超，曾於1911年來過台灣。這位清末「戊戌變法」的要角，於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流亡日本。1911年，台灣的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邀請他來台訪問，梁啟超欣然同意。梁啟超之所以欣然應邀而來，其中主要目的是想藉機了解日人治台之方。他當時提出十大問題，想一窺其究竟，這十個問題是：
（一）、台灣隸我版圖二百年，歲入不過六十餘萬。自劉壯肅以後，乃漸加至三百餘萬。日人得之僅十餘年，而頻年歲入三千八百餘萬。本年度預算且四千三百萬矣。是果何道以致此？吾內地各省若能效之，則尚何貧之足為憂者？
（二）、台灣自六年以來，已不復受中央政府之補助金。此四千餘萬者，皆台灣本島之所自負擔也。島民負擔能力，何以能驟進至是？
（三）、台灣政府前此受其中央政府補助數千萬金，又借入公債數千萬金。就財政系統言之，則台灣前此對於其母國，純然為一獨立之債務國，今則漸脫離此債務國之地位矣。此可謂利用外債之明效大驗也。吾國外債可否論，方喧於國中，吾茲行將於茲事，大有所研索。
（四）、台灣為特種之行政組織，蓋沿襲吾之行政制度，而運用之極其妙也。吾國今者改革外官制之議，方嘵嘵未有所決，求之於彼，或可得師資一二。
（五）、吾國今後言殖產興業，要不能不以農政為始基。聞台灣農政之修，冠絕全球。且其農事習慣，多因我國。他山之石，宜莫良於斯。
（六）、台灣為我領土時，幣制紊亂，不可紀極。日人得之，初改為銀本位，未幾遂為金本位。其改之次第如何，過渡時代之狀態如何，改革後之影響如何，於我國今日幣制事業，必有所參考。
（七）、日本本國人移殖於台灣者，日漸繁榮。今日我國欲行內地殖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諸地，其可資取法者必多。
（八）、台灣之警察行政，聞與日本內地系統不同。不審亦有適用於我國者否。我國舊行之保甲法，聞台灣采之而卓著成效。欲觀其辦法如何。
（九）、台灣之阿片專賣事業，自翊為禁煙之一妙法，當有可供我研究者。
（十）、台灣前此舉行土地調查，備極周密。租稅之整理，其根本皆在於此。何以能行，而民不擾。又其所行之戶口調查，係適用最新技術，日人自誇為辦理極善。今者日本本國，將行國勢調查，即以為法，欲觀其實際詳情如何。
（引自黃得時，〈梁任公遊台灣〉，載《台灣文獻》十六卷三期，一九六五年九月）
梁啟超的問題，其中雖有小部分吐露「漢族中心主義」心態（如第七題），不過大抵可以得知梁啟超對於日本治台成績的肯定，也顯示出進入二十世紀之初的台灣，已超前對岸的中國社會。
＊作者為台灣史學者，政論家。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授、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專任教授。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二二八前後 中國知識人的見證》（玉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