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雜亂的書堆中翻出了一張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國時報。24年前已略呈銹蝕的記憶，因為這張泛黃的報紙，突然鮮活了起來。
很巧的，就是三月十八日。今年的這一天，太陽花綻放在立法院議場；廿四年的這一天，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已靜坐了兩天，野百合花運動正處於含苞階段。
這張報紙的頭版，左上角是國民大會公告李登輝為第八任總統候選人。頭題是李登輝在十七日的電視公開談話，重點在希望國人相信政府的民主改革決心，呼籲民意應循合法體制表達；也相信國大代表能尊重民意。二題是廿一縣巿正副議長聯合發表聲明，譴責國大初審通過延長仼期、提高出席費及擴大職權的行為。其他兩條新聞是民進黨決定發動群眾聲討國大，及十餘所大專院校聯合發動19日赴中正紀念堂罷課靜坐。兩張圖片分別是中正紀念堂靜坐的學生，及時任教育部長的孫震前往探視。
當時的背景是，國民黨高層政爭在林洋港退出總統選舉後稍歇，但仍暗潮洶湧，李登輝與宋楚瑜等主流派不敢掉以輕心，手握總統選票的國大代表（老國代為主，但不少增額代表也沆瀣一氣）藉機進行撈錢擴權的政治勒索，遂引發全國怒火。
這股怒火當然也在中國時報延燒，但當年畢竟不似今日，下筆總須「節制」。某日，採訪國大的莊佩璋從陽明山回到報社，描述國代的惡形惡狀，愈講愈氣，突然轉身要我帶隊，「我們舉布條上街抗議！」馬上有好幾人附議。等氣氛稍微緩和，我跟同仁商量，上街頭固然可以鮮明表達訴求，但恐怕有損記者客觀立場；而現有版面又不足以完整表達我們的憤怒和主張。我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買廣告。此議迅即獲得大家支持。很快地，我向廣告部預定版位（當時廣告部總經理是周盛淵，他雖不知要登什麼廣告，卻滿口應允），另方面擬廣告內容，在編輯部傳閲並徵求連署，一下子就有六十三位記者、編輯簽名，共同承擔六十萬元的廣告費。於是，有了這張報紙下半版的廣告內容，這應也是台灣新聞史上唯一的案例。
在這篇名為「忍無可忍 痛心疾首」的廣告文章中，我們寫道：
由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老人宰制民主生機，我們忍耐了四十多年。
由全體納稅人屈辱地奉上血汗錢，乞求這群老人尊榮地退下，我們也忍了下來。
但是，當這群老人貪婪地一手抓錢、一手抓權，完全無視民意潮流，恣意摧殘民主憲政，國家存亡已到最後關頭之際，我們實在忍無可忍！
當這頭憲政怪獸張牙舞爪啃噬全民四十餘年辛勤成果，國家命脈即將因而斷絕，卻看不到有任何機關、任何政黨、任何決策人士挺身而出，予以有效制止或導正！
當口口聲聲自稱大有為的政府、不斷倡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執政黨，為了老代表手上那張不正當的總統選票，所表現出的懦弱無能。我們實在痛心疾首！
目睹國事糜爛至此，身為新聞從業人員的我們，雖然心急如焚，卻充滿著無力回天的沈重感受，故集資買下廣告，呼籲全民奮起維護國家生機，並鄭重呼籲執政當局：
一、立即以緊急處分權停止正副總統選舉。
二丶立即宣告動員勘亂時期終止。
三、立即召開國是會議，討論憲政體制改革問題。
見報當天，也就是三月十八日上午，我還在睡覺，一通電話把我吵醒了，話筒那一端是時仼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他說，除了第一項停止選舉攸關領導中樞中斷之外，「其餘兩點，我們都接受」。當天下午，余紀忠先生找我回報社，對於事先沒向他報備，我心裏是有些忐忑，不過他用「我也年輕過，我能理解你們的心情」，輕輕帶過被蒙在鼓裡的微慍，我心裡一寛，第一個浮上的念頭竟是盼望他老人家接下去的一句話是「那筆廣告費就免了」，可惜沒有。他告訴我，李元簇（當時副總統候選人）上午奉李登輝之命來看他，說明召開國是會議的日期及進度。余紀忠並指示我們開始準備憲政改革的主張。換句話說，野百合學運接下來的發展，係與李登輝推展國是會議，是明暗兩條軸線並行，李登輝藉力使力跨越舊包袱，並讓這場學運迅速落幕，早有跡可循。
往後的國是會議，主軸在以總統選制為核心的中央體制改革。報社內部曾有過激烈的討論，當時我主張採取內閣制，但屬於少數，多數還是從歷史文化民情，主張總統制，余紀忠則是從兩岸未來必然會進行談判，我們必須有位具有充沛民意的總統，因此為報社主張總統直選的立場定調。
事後，我和政治組同仁因為國是會議的報導，獲得了金鼎獎。頒獎的時候，第一次修憲已完成，但在朝野的權謀算計妥協分贜下，修得慘不忍睹。因此，從當時行政院長郝柏村手上接過獎盃後，在致詞時大聲表達我的失望與不滿。那座獎盃一度成為我的煙灰缸。
廿年一覺煙花夢。時空或已不同，兩場學運本質與訴求也有異，但剛經歷過太陽花，再看到這張舊報紙，我依稀感受到一絲熟悉，那就是我們空轉了廿多年的核心問題，還是在民主憲政精神與體制。
＊作者為壹電視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