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鼓舞踏入2020年時，香港無法同樣歡慶。那晚在旺角，人們聚集於街上、地鐵站外，悼念過去一年來離去的死者，當跨年倒數開始時，他們高喊：「10、9、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7分鐘後，港警發射催淚彈，香港在衝突中為新的一年揭開序幕。
當時，作家鄧小樺在旺角街口，被催淚彈擊中左眼角，眼鏡碎裂、臉上血流不止；她的際遇，只是這一年來港人生活的縮影，自反送中運動開展以來，街道無時不瀰漫著煙霧、喊叫，東方之珠的面貌，泰半都跟衝突緊緊聯繫。
但衝突畢竟不是街道的唯一面向，鄧小樺背後有個計畫，是香港文學館今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邀集54位作家書寫記憶中的香港街道；作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對鄧小樺來說，人們對生活空間的記憶，與身份認同緊緊相依，也是反抗的基底。
從處變不驚到憤然抵抗 香港藝文圈的10年轉變
《我香港，我街道》以記憶書寫城市，背後的脈絡，要回溯10年以上。2003年，香港與中國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轉型以旅遊作為主要經濟結構，自此滄海成桑田。鄧小樺回憶，過去香港宛如「比較寒酸的芝加哥」，灰灰冷冷，充滿了70年代的現代主義建築，但在國際化趨勢來襲、國際品牌陸續進駐後，都市更新開始出現，鋪子、舊街區被改建成高檔商場。
「可以讓流浪漢、OL或廚師午休出來抽菸、比較平民的地方，都要拆掉，但當整個地區變高檔時，大家的生活也沒變好，許諾的生活要變好，其實只是美麗的糖衣。」鄧小樺說。
香港在2006、2007年，分別因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面臨拆除，改建為道路與商業大樓，而引發對空間、文化的保留運動；也是在那幾年，她與韓麗珠、謝曉虹等人，一同創立了《字花》雜誌，除了專注於文學的推廣外，也開始專注公共議題。
其實當時的時代氛圍，並不如此關注議題。鄧小樺指出，過去大部分作家，認為空間的轉變就像季節一樣尋常，「當時有些文學前輩會說，東西改變是很自然的，就用文學來留住記憶，但我們說不是自然的，是人為的，可以透過制度的改變來影響，現在12、13年過去，比較保守的前輩也會喊：『這是政府幹的，他們都是為了錢！』到現在這已經變成共識。」
彼時不僅文學界，包含音樂、劇場、舞蹈、裝置藝術等藝文界人士，不少也加入保育運動，快速以此作為創作，鄧小樺說，過去都市空間發生改變，感受大多是私人的，「像我常躲的鋪子沒了，以前這是我自己的憂鬱，但06、07年後，就覺得這不只是個人情感，還有集體的回憶、對生活的想像。」
如此的記憶值得被紀錄，鄧小樺後來於香港文學館，擔任總策展人，文學館並在2015年，以《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為計畫，召集文人書寫土地。 （相關報導： 「小明既要強國人待遇又要台灣健保」 律師譏：沒有包贏的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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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計畫開始之初，其實沒人要寫大街道，「等了好久才有人寫彌敦道，香港大家會繞開大街道，都是跟自己記憶相關的東西，可以說不是很有野心，不是說我要寫香港最重要的街道、這篇文章會很多人看、會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