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專訪》城市記憶成反抗基底!香港作家:以前示威能看書,現得戴防毒面具

2020-02-15 09:10

? 人氣

香港自2019年中開始經歷大規模示威的反送中運動,香港文學館在2000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集結54位作家對於香港街道的記憶。作家鄧小樺10日接受《風傳媒》專訪時表示,人們對生活空間的記憶,同時也是反抗的基底。(盧逸峰攝)

香港自2019年中開始經歷大規模示威的反送中運動,香港文學館在2000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集結54位作家對於香港街道的記憶。作家鄧小樺10日接受《風傳媒》專訪時表示,人們對生活空間的記憶,同時也是反抗的基底。(盧逸峰攝)

在全世界鼓舞踏入2020年時,香港無法同樣歡慶。那晚在旺角,人們聚集於街上、地鐵站外,悼念過去一年來離去的死者,當跨年倒數開始時,他們高喊:「10、9、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7分鐘後,港警發射催淚彈,香港在衝突中為新的一年揭開序幕。

當時,作家鄧小樺在旺角街口,被催淚彈擊中左眼角,眼鏡碎裂、臉上血流不止;她的際遇,只是這一年來港人生活的縮影,自反送中運動開展以來,街道無時不瀰漫著煙霧、喊叫,東方之珠的面貌,泰半都跟衝突緊緊聯繫。

但衝突畢竟不是街道的唯一面向,鄧小樺背後有個計畫,是香港文學館今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邀集54位作家書寫記憶中的香港街道;作為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對鄧小樺來說,人們對生活空間的記憶,與身份認同緊緊相依,也是反抗的基底。

20200210-香港作家鄧小樺10日接受《風傳媒》專訪,圖為她主編的《我香港 我街道》一書。(盧逸峰攝)
由香港文學館在2020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當中集結了54位作家的「街道記憶」。(盧逸峰攝)

從處變不驚到憤然抵抗 香港藝文圈的10年轉變

《我香港,我街道》以記憶書寫城市,背後的脈絡,要回溯10年以上。2003年,香港與中國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轉型以旅遊作為主要經濟結構,自此滄海成桑田。鄧小樺回憶,過去香港宛如「比較寒酸的芝加哥」,灰灰冷冷,充滿了70年代的現代主義建築,但在國際化趨勢來襲、國際品牌陸續進駐後,都市更新開始出現,鋪子、舊街區被改建成高檔商場。

「可以讓流浪漢、OL或廚師午休出來抽菸、比較平民的地方,都要拆掉,但當整個地區變高檔時,大家的生活也沒變好,許諾的生活要變好,其實只是美麗的糖衣。」鄧小樺說。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香港街頭往來行人稀稀落落。(美聯社)
反送中運動加上武漢肺炎疫情襲來,香港街頭不似以往那般人聲鼎沸。(資料照,美聯社)

香港在2006、2007年,分別因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面臨拆除,改建為道路與商業大樓,而引發對空間、文化的保留運動;也是在那幾年,她與韓麗珠、謝曉虹等人,一同創立了《字花》雜誌,除了專注於文學的推廣外,也開始專注公共議題。

其實當時的時代氛圍,並不如此關注議題。鄧小樺指出,過去大部分作家,認為空間的轉變就像季節一樣尋常,「當時有些文學前輩會說,東西改變是很自然的,就用文學來留住記憶,但我們說不是自然的,是人為的,可以透過制度的改變來影響,現在12、13年過去,比較保守的前輩也會喊:『這是政府幹的,他們都是為了錢!』到現在這已經變成共識。」

20200214-雙月刊字花雜誌成立於2006年。(取自字花臉書)
雙月刊字花雜誌成立於2006年。(取自字花臉書)

彼時不僅文學界,包含音樂、劇場、舞蹈、裝置藝術等藝文界人士,不少也加入保育運動,快速以此作為創作,鄧小樺說,過去都市空間發生改變,感受大多是私人的,「像我常躲的鋪子沒了,以前這是我自己的憂鬱,但06、07年後,就覺得這不只是個人情感,還有集體的回憶、對生活的想像。」

如此的記憶值得被紀錄,鄧小樺後來於香港文學館,擔任總策展人,文學館並在2015年,以《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為計畫,召集文人書寫土地。

殖民政府邊緣化、中國政府打壓「香港文學始終是私人的」

有趣的是,計畫開始之初,其實沒人要寫大街道,「等了好久才有人寫彌敦道,香港大家會繞開大街道,都是跟自己記憶相關的東西,可以說不是很有野心,不是說我要寫香港最重要的街道、這篇文章會很多人看、會傳世。」

「香港文學始終是比較私人的,用私人角度去講,不是國家大事,除非是寫了很多年的少數作家,才比較有為地方做傳的意識,香港作家還是個人性比較重一點。」鄧小樺談到,像劉偉成就是一個為地方做傳的例子,他很有經驗,從年輕時就不斷寫街道,自己有比較強烈的寫作譜系。

20200210-香港作家鄧小樺10日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10日接受《風傳媒》專訪,香港作家鄧小樺認為,「香港文學始終是比較私人的」。(盧逸峰攝)

鄧小樺認為,文學在香港始終是私人的,這個原因在於殖民地身份,「而且是外國殖民地,所以香港比較體面的語文其實是英文,很多菁英會說:『Sorry,我中文不好。』這是個光榮,表示英文比中文好,中國知識份子則常覺得是媚外、媚俗、很商業化的社會。」

過去英國政府對待文學的態度,鄧小樺說是所謂「綏靖」,「就是讓他們邊緣化,不打壓也不批判,你還是可以讀到這種文字,但讓你覺得這是無權、無勢、無財的東西。」

鄧小樺說,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文人變得不相信公共,感覺私人的東西比較真實,而回歸後也沒改變過,反倒變成粵語受到打壓;他也指出,《我香港,我街道》的原名是《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連用了3個我,這樣私人的呼告,也對香港文人大有激勵作用。

以城市稀釋國家!香港本土認同由下而上、在抗爭中萌發

將54位作家思緒從街上帶回,自然就呈現了54種面貌,有的引經據典,也有的寫童年回憶,門口的粥麵攤、談天的冰室都在文字裡重建,而作為2015年開展後的計畫,示威自然也成為一種記憶,水砲、布袋彈在字裡行間,依然暴力兇殘。

說著鄧小樺細數文人舊識, 董啟章、韓麗珠、李維怡、李智良、廖偉棠等人,早就有對社運的書寫經驗,而如余婉蘭、查映嵐等人,也擦邊成了社運參與者,「因為這太大了,整個社會結構現在你不反抗,你不是正常人。」

20200210-香港作家鄧小樺10日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香港作家鄧小樺細數,許多香港藝文界人士都有參與社運的經歷。(盧逸峰攝)

「雨傘我們也有很多街道經驗,之後又有返送中,我們對街道的經驗又有不同了,完全不同的規模。」鄧小樺談到,香港的身份認同,常是在危機裡產生,「這很奇妙,本土認同不是由上而下,而且是由反抗者帶頭的,雖然有長期的土壤,但是是由反抗來激發。」

「我是反民族主義者,我喜歡香港是因為他是個城市,不是個國家、不是個民族。」鄧小樺說,香港雖然8成人講粵語,但基本上是混雜的社會,每個人來自的地方不太一樣,「香港是個城市,不是一個國家,他是用來稀釋國家的,我們在07、08年討論時,是用城市代替國家來討論,後來有些文化人把城市論帶到中國去,讓城市的獨特性出來,來替代民族國家 。」

香港雨傘運動是許多香港年輕人接觸社會運動的起點。(AP)
在2014年爆發的雨傘革命,是許多香港年輕人接觸社會運動的起點。(資料照,美聯社)

「所以香港有什麼獨特?這就是它的反叛方法,它不反叛嗎?它很反叛,但它反叛嗎?它的反叛也不是那麼明顯,不是直接的對抗,很迂迴,可能會很用腦筋,當然現在看到是比較直接的對抗,所以我覺得香港也已經到達新的階段,大家很努力在找國際性的參照。」

沒有真相、無法表述 反送中的真實痛苦靠想像宣洩

在以城市稀釋國家的過程中,共同記憶自然是重要養分其中,「你要記住共同的氣氛是怎樣,而且它很真實,它有無法化約的真實。」

「反送中是個無法present、蒙面、無名的運動,你遭遇的事情不能講,跟你出生入死的人,你找不到他,它的壓力很大,這種狀況很接近真實,得不到真相,但很接近真實。」她談到,如許多年輕人在過程中意外身亡,往往無法調查出真相,「但你就覺得他一定是被殺死的,非常痛,這就是真實,真實就是我們為他的死很痛苦。」

在創作書寫上,她也指出反送中的獨特性,遠比過往的運動都更強,「因為消息流通不完整,沒辦法從公共渠道得到完整真相,其實很多人的想像力,是被過大的激發,真相被淹沒後,很大程度是靠想像。」

香港反送中抗爭持續延燒(AP)
香港作家鄧小樺指出,香港反送中抗爭獨特性遠超過去任何運動。(資料照,美聯社)

但她也指出,除了想像外,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真實,「每個人都有真實的感受,都是走著就遇到催淚彈,每個人經歷都不一樣,所以創作蠻多的,很不同。」

從自己的角度看來,鄧小樺認為,這些既私人又真實的文字,可以跟公共進行溝通,也相信有朝一日,大眾能夠理解這場運動,「因為它是真實的,只要我們繼續講、繼續看、繼續聽,連成一個共同體,他就能被廣泛的理解,因為共同體中,相互理解的能力是很強的。」

「學習挖掘白色恐怖般的真相!」她:是作家該做的事

鄧小樺也同意,如今街道上的經歷,確實在人們心裡留下創傷,街道是私人又公共的空間,儘管在她心中,公共是美好的,但2018年以後,眾人對公共的信念已然崩潰,緣由是政府做得太差,以及資源爭奪以後,人們習慣把東西藏起來,加上反送中始終無法得知真相,人們對公共的信念,恐怕要很久才能重建。

從10多年前投身社會參與,到如今受傷掛彩,鄧小樺也感慨,「以前示威真的很美好」,她露出苦笑,說過去抗爭,對抗警察常常要靜坐好幾個小時,衝突前還有空看書,「現在就是到了(示威現場),還沒開始就放催淚彈,不用帶書、也不用看,書包裡都放防毒面罩,哪有位置放書啊?中了水砲書就完蛋。」

由於被水砲車擊中,許多香港理工大學裡的抗爭者都出現低溫現象。(美聯社)
香港反送中運動時期,由於被港警以水砲車擊中,許多參與行動抗爭者都出現低溫現象。(資料照,美聯社)

時代只能艱苦,但文學仍有溫柔的力量。論起文學在此時此刻的意義,鄧小樺則說,文學的個人性讓它有很強的紀錄、紓發功能,儘管因為越來越不能賣錢,不能像以前那麼有野心、想單憑文字就影響很多人 ,但文學的深度、廣度、負荷度依舊強大,仍有長期的需要,「我們也會想,要學習怎麼去挖掘像白色恐怖那樣的事情,我們作家好像要去做這些事情。」

喜歡這篇文章嗎?

吳尚軒喝杯咖啡,

告訴他這篇文章寫得真棒!

來自贊助者的話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

你可能也想看